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2)

他17岁进入耶稣会初修院学习，成为文学学士，又顺应当时西方的时代潮流，加入远东传教的受训队伍。终于，在而立之年，搭乘“我主耶稣”号 船，航向东方。
金尼阁的这次首航历时两年，从里斯本港出发，经大西洋绕道好望角，在中转站印度果阿短暂停留，继而经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在1610年抵达澳门，并于同年底进入中国大陆。紧接着，金尼阁从广东肇庆经南京、杭州一路北上，一年后（1611年）到达北京。此时利玛窦已逝，中国教区交由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主持。仅在中国停留两年后，在龙华民的安排下，1613年2月，金尼阁再度踏上艰苦的海上航程。这次他从澳门启程，一年零十个月之后，经由印度、波斯和埃及，抵达罗马，此行目的除了向教皇汇报利玛窦时代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成果，还有一项就是从基督教世界筹资购书，运回中国，建立中国的西文图书馆。
1618年4月，金尼阁再次从里斯本出发，携带“七千卷”藏书，航向中国。这次航程与11年前航线相同，也同样充满了凶险。包括金尼阁在内，此次同行共有22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是由罗马教廷在权衡各国利弊后，精挑细选派往中国的各国传教士精英代表，其中有葡萄牙人10名，比利时人5名，意大利人3名，德国人4名。经两年多的航程，他们绝大多数都死于航程中的瘟疫、海上风暴和海盗的袭击，抵达中国后，只8人幸存，其中就包括再度被幸运之神眷顾的金尼阁，和后来被清初顺治帝尊为玛法的德国人汤若望。在当时恶劣的交通条件下，除了追求商业利益的商人外，大概也就只有满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能够克服艰难险阻，以超人毅力，漂洋过海来到东方。然而，在这两类人中，商人以牟利为目的，不会愿意将有限的行李和交通空间献给沉重的精装插图书。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有当时集学者与宗教笃信者为一身的传教士，接过这一重任， 成为那个时代向东方传播西洋文化的拓荒者，这是中外交通史和“西画东渐”历史上值得书写的篇章。
终于，1620年7月，经两年零三个月的海上航行，携带着沉重而精美的“七千卷”西文书籍，金尼阁再度回到了阔别五年的中国。从此，直到10年后逝于杭州，金尼阁再也没有离开这片土地。
序曲 ：印刷术革命与西画东渐
从15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制作成本大幅降低，出版印刷业在欧洲发展起来。到16世纪初， 印刷厂已遍布整个欧洲，印刷物的大量出现和传播，挑战了教廷控制《圣经》的绝对权威，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新的传播媒介不仅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徒所用，也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的传教工具。在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初，就有重视书籍并随身携带的传统。利玛窦曾在其中文著作中道出书籍在传播信息方面的重要性：“一人言之，或万人听之，多则声不暨已；书者能令无量数人同闻之，其远也，且异方无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