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6)

关于这批图书的数量，金尼阁并没有留下记录，一般采用与金尼阁同时代的李之藻、杨廷筠等中国学者、教友的记述，称其为“七千余部”。1623年，李之藻为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一书作序，其中提到“金子者赉彼国书籍七千余部，欲贡之兰台麟室，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并对此举称赞道，“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盖旷古于今为烈”。在1628年刊行的亚里士多德《宇宙学》中译本《寰有诠》的序言中，李之藻再次提到，“我明天开景运……时则有利公玛窦浮槎，开九万之程；既有金公尼阁载书，逾万部之富……文明之盛，盖千古所未有者”。对于李之藻前后所记金尼阁携来“七千余部”还是“万部之富”这一数量上的矛盾，杨廷筠早在成书于1621年的《代疑篇》中就给出了解答：“金尼阁远来修贡，除方外物，有装璜图书七千余部，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若然并国中所有即万部不啻矣，此非可饰说也。
书籍现顿香山澳，已经数年，为疑 议未息，贡使难通，俾一朝得献明廷。”可见，杨廷筠也认为金尼阁携来“装潢图书”应为“七千余部”，如果再加上重复的和篇幅太小的版本，总数应当不下万部。此外，从杨廷筠的记载中可知，1621年金尼阁仍受到1616年由沈榷发起的“南京教案” 之波及，只能携其书滞留澳门；虽则如此，内地教友如杨廷筠等人早已闻听此事，正翘首以盼朝廷为传教士翻案，以便将这批图书献于明廷。可见，即便是禁教和教难期间，内地和海外 的信徒们仍保持着某种联系，互相传递着宗教和文化上的信息。
根据原北京北堂图书馆馆长惠泽霖神父的考证，到1949年，金尼阁携来图书仍有757种629册藏于北京北堂图书馆中， 考虑到这批图书经年的迁徙、出借和损毁，惠泽霖和钟鸣旦都认为，金尼阁所携图书应当比629卷要多一些。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学者对这批图书所谓“七千卷”的“夸张”描述呢？惠泽霖神父认为，这种描述可能基于中西文书籍的大小比例来估算的。金尼阁所携图书多为大开本，不仅每页文字印刷密度高， 其页数也往往是中文图书的10倍以上，因此，可能在中国人眼中，金尼阁所携来的一卷西文大部头图书，就相当于十卷中文图书。为了向不能亲眼见到这些图书的中国人更直观地介绍， 金尼阁本来的近700册书籍就被描述成“七千卷”了。
余音：晚明西洋插图书的影响
那么，这些书籍中究竟有多少插图书籍呢？根据晚明学者、基督教徒王徽的记载，这七千卷图书中，仅“奇器之图之说者” 就有“不下百余种……阅其图绘，精工无比，然有物有像，犹可览而想象之”，可见金尼阁携来的插图书籍不在少数，且绘制精美、写实，使人通过图像即可想象到描绘的器物和场景。中文出版物《奇器图说》就是根据金尼阁所携“奇器之图之说者”选译，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徽笔述并摹绘而成，1627年发行。这本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著作，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中，也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称作者王徽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程师，是类似文艺复兴时之第一人”。书中保留了西文原书中用“ABCD” 作为标识的习惯，这种新奇的图示方法，“在当时诚一诧异”，《四库总目提要》对其批语为“荒诞恣肆不足究诘，然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时人称之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可见此书绘图之新奇和器物之精巧给时人带来的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