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8)

铜版画插图本《世界的都市》（1572-161德国科隆）之“堪本西斯城景观”（上）与张宏（1577-1652以后）《越中十景》册页（下）。这些装帧精美的西文插图书籍有助于传教士彰显其文化水平、赢得知识阶层的尊重、提高社会地位、建立与中国人的友谊，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道路。与托钵修会不同， 耶稣会士在赴华前，大多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具备深厚的人 文科学素养，当这些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之后，他们认识到，在中国“无论大小事件无不由上司决定”（利玛窦书信），因此，他们比较注重与士绅贵族、皇亲国戚交好，与其他入华修会相比，更倾向于走上层路线。耶稣会 士与中国上层人士的“关系”也被认为是明清之际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保障，而书籍则成为耶稣会士打通上层“关系” 的重要媒介。
一方面，书籍是文化身份的象征，有形的书籍所承载的无形文化吸引力，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文化圈提供了敲门砖；另一方面，书籍作为有形的物质存在，又不像其他如宝石等“西洋方物”那样显得过于昂贵，因此，书籍和图画等纸质媒材往往是传递“友谊”的绝佳“礼品”，而不至于使接受方有被“贿赂” 的压力，有位肇庆知府王泮就曾将一幅圣母画像搬回家让家眷观看，但拒绝接受作为礼物的欧洲花边手帕，以示其清正廉洁。利玛窦1595年在南昌送给建安王朱多节的礼物中，最为建安王喜爱的就是两本书。这两本书“以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纸很薄，但极坚韧”，其中一本就是关于天文地理的西文插图书作，书中附有世界地图和九大行星图等“图画”。为使建安王看得明白，利玛窦还特意为这本书标注了中文解释，这与后来汤若望向万历皇帝进呈有中文说明的羊皮卷画册如出一辙，都推动了西洋文化的中式转译进程。
17世纪初“南京教难”期间，各地教堂也都遭到了冲击， 但由于各地开始反教的时间不同，南京教堂及图书被毁的消息， 可能很快传遍了其他教区，为此，各地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文书籍等物品的损失。北京传教士可能在教堂关闭之前就已经着手转移藏书，惠泽霖神父认为，有一部分书可能由看管利玛窦栅栏墓地的两名中国教徒藏匿起来， 但这些书的具体数量和种类，都没有记录下来。17世纪中期以后，法国耶稣会士纷纷进入中国，南京成为他们入华的“培训中心”，在这里，传教士们建立了一座很好的藏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