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可能性——从IDF2020看女性主义纪录片的现状(2)

1.边界
与女性相关的纪录片可以分成为三类：女性导演的/以女性为拍摄对象的/女性主义的。这三者可能重合，但也有可能完全不重合：有可能一个男性导演是女性主义者，拍出女性主义纪录片，也有可能一个女性导演的观念是男性中心的，或者她拍的电影并不涉及性别议题，不应当放在女性主义纪录片中来讨论。拍摄者/被拍摄者的性别身份，都不决定一个电影是否有女性主义的倾向。
对女性主义纪录片来说，“女性主义”这个词是前辍，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一种艺术类型中蕴含及体现了这一意识形态，那它就成为一种命名的方式，从这个角度上说，女性主义纪录片与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电影是紧密相关的，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潮在不同类型艺术作品中的体现。比较起来说，女性主义纪录片是直接面对现实世界的，从公共性更强的那部分看，它面向尖锐的社会议题，揭露女性所遭遇的性侵、家暴、岐视等现状，是有战斗性的，比如《日本之耻》、《印度的女儿》、《剩女》这样的纪录片；另一部分是偏私影像的，深入到家庭关系的肌理，涉及到性别关系及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思的，这一部分我们往往会感觉它拍得很细腻，体现了女性独特的感受方式。

《日本之耻》(2018)剧照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它形成的是一个观念的变化体与集合体，在这个变化体与集合体内部，甚至也不乏互相冲突的内容。李银河在综述性的《女性主义》一书中，给了一个最简明的总括：“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因此，任何呈现出女性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描述与质疑了性别不平等现象，以及对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真切描绘，表达出非同男性中心的感受方式与思想探索，都可以放入到“女性主义纪录片”这个集合体中加以讨论。
2.女英雄
本届IDF的开幕片是《妮诺丝卡》，这个纪录片的时间跨度极长，导演彼得·托比恩松四十年来持续记录身处中美洲尼加拉瓜的妮诺丝卡的生活。革命年代在纪录片中只是个模糊背景，它对于女性的命运影响甚微，妮诺丝卡在还是个青春少女时嫁给了丈夫，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生养子女，并忍受着丈夫的家暴，她也试图与命运抗争，离开家乡去西班牙打工，后来又家乡想搞一个咖啡园，在电影终结之时，她依然是一个家徒四壁的贫困的女性，生活让她不得不变得无比坚韧，但除了让她承受生活的重负之外并没能有更多的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强共情的纪录片，时间给了它坚实的分量，柔情与暴力、困守与出走、希望与失败，这些人生的母题引起的共鸣是超地域超阶层的，女性的生命旅程被放在社会变化的宏大背景中展开，让这首女性的史诗天然地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