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西南联大之路：年轻的古人、荣誉、老旧巷弄(3)

这些细节是我后来翻书知道的，在哈佛时我从未想过自己和他们有何关联，第一学期我选了三门课，一门讲记忆的政治，一门谈社运，一门讲东欧与俄罗斯，旁听过肯尼迪学院、医学院甚至神学院杂七杂八的课程，满脑子是汉娜·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关注南美与中东超过了东亚，理由也不能说牵强：好容易出了趟国，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也许更要紧的是，当时我也没有真正的写作计划——可能有一些念头划过脑海，但从没认真想过写一本书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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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我这就回家
我所从事的新闻这一行当，像一条湍流，有了重要选题一个猛子扎下去，不停地找人，不停地采访。在北川中学，我陪着那些十三四岁惊魂未定的孩子说话、吃饭、唱K，在一年后的乌鲁木齐，我跟着维吾尔小伙子去维吾尔族人的饭馆吃饭，维吾尔族人的工地聊天，在地震后的玉树，我和喇嘛们在结古寺门口排队等着领斋饭，听他们讲超度亡灵的故事，几百米外的露天礼堂里就有几百具往生者的遗体，第二天，我看着这些死去的人，在排浪一样的诵经声里，从青烟变成几十米高浓浓的黄烟，许多纸片状的物体在浓烟中升腾而起。
你少不了要投入许多感情，离开玉树时，我告诉自己，我一定会回来的，就像我离开北川、乌市时告诉自己的一样。我的感情一点不假，可是我也并没有真的回去。就像你的猛子扎得再深，憋气憋得再久也得浮出水面，我是一个记者，我常感不安又理所当然地保持着某种疏离感，熬上几夜写稿、改稿、发稿，然后跟着新闻的波峰滚滚向前。
最开始几周，我选修的“叙事类非虚构写作”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气氛，部分原因是上一学期的课堂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对我来说，课堂上的化学反应太重要了。”老师后来告诉我，“有些班的气氛是可以修补的，但有些班就跟施了符咒一样，怎么都叫不灵，那上起课来太没劲儿了，就是在浪费时间。”
但事情开始有了变化，是在“结构”这堂课。之前布置的作业要写“你生命里最艰难的一天”，要求“非线性叙事，必须包含对话、描写、细节和至少一个比喻。提示：可以一开始采用时间顺序叙事，然后再考虑前后跃动。”记不起第几次了，老师又加了一句：这里没有标准答案，重点是不停地写，不停地写，把文字都落到纸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