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西南联大之路：年轻的古人、荣誉、老旧巷弄(8)

林徽因在说话：“现在多半的人都最惦挂着我的身体。一个机构多方面受过损伤的身体实在用不着惦挂，我看黔滇间公路上所用的车辆颇感到一点同情，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坐车子一样，都要承受那种待遇，磨到焦头烂额，照样有人把你拉过来推过去爬着长长的山坡。你若使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就不见得不会喘着气爬山过岭，到了你最后的一个时候。”
听着听着，我自己的情感结构也开始有了变化——叙事是转化，也是整合，我把那些散布于传记、日记、回忆录、地方文史资料、档案和口述史的零星东西整合起来的同时，好像也把自己整合了起来，借用陈梦家在昆明写给胡适的信：“这五年的苦读，救疗了我从前的空疏不学……亦因了解古代而了解我们的祖先，使我有信心虽在国家危机万伏之时，不悲观，不动摇，在别人叹气空想之中，切切实实从事于学问。”还有更多的情感无法归纳，甚至无以名状，混杂了愤怒、感动、遗憾、酸楚、震撼、委屈等等，恰如这本书的最后几章，完成于疫情最严重的那两个月，我的心情跌宕起伏，每每联想起抗战时中国“以感情承受灾难”之惨胜，不知吞下多少眼泪。

一位朋友告诉我，她在读这部书稿时想起了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美丽与哀愁》，同时她又说，读的时候她还想起了读过的许多本书。我想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之一：我们读过什么，我们就是什么。同时，也只有叙事，而不是其他任何表达方式，可以容纳这么多文本。
在美国的第一学期，我曾一度为“表达”问题所困，除了口语还不够好，也是因为语境切换，任何情感与正义，只要不够宏大清晰，都被通通抹去，第二学期上了写作课后，我在日记里写道，“也许那种宣誓式的、介绍式的，自以为是雾角的短文字都会陷入某种非黑即白，而只有叙事（narrative）才可避免这种陷阱，还原真实的机理。你需要拿出故事，才可能真正表达出一句话来——表达在这里要加上黑体——表达本身就容纳了复杂性，这也是表达不同于宣布（乃至宣誓）的原因？”
完成新书初稿是在2020年3月，几经修订最终定稿则是在2021年4月，离我出发过去了刚好整整三年。从前在新闻的湍流中也会花几个月时间写一篇特稿，但好像很少会觉得作品与自己的生命有何关联，写书则不同，那是一段真正的长路：以三年为分母，去除剩余的时间，人的一生能完成几件事呢？好像也是第一次借助这个视角，对人的有限性有了非常切实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