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西南联大之路：年轻的古人、荣誉、老旧巷弄(6)

等所有人挨个读完，老师舒了一口气，说：“你们这些家伙，快弄死我了。”
“我知道在这些题材上讨论写作技术是很愚蠢的，”她说，“但这就是写作课。”我们花了些时间讨论控制力和节奏感如何形成结构，以及结构如何决定了故事是故事，而不是一连串不相干的事件。但没多久我们就开始继续分享我们的故事，老师也没有阻拦。许多事情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讲的某个自卑情结，甚至她现在的男朋友都不知道。
老师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说的，就让它留在这个屋子里面。”但我们知道写作课的气氛已经发生了某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之前，我们多多少少还在用着自己记者生涯的见闻，它们可能很有戏剧性和冲击力，但那毕竟更像一种“展示”，现在大家愿意袒露自己的疤痕、脆弱的一面，写作变得更像是一种疗愈。
我后来很多次想起这一天的情形，不仅仅是因为那种人人皆可放心卸下自我防卫的气场——毕竟，交换秘密乃至悲惨经历早已成了新的沟通方式，更因为它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与可能性，这种能量与可能性来自结构，来自叙事，来自写作本身。
美国作家娜塔莉·戈德堡在她那本《再活一次：用写作来调心》中说，“上写作课时，痛苦往往会浮上心头……写作给了我们大好良机，让我们得以拾起内心所感受到的情感，然后赋予它们光芒、色彩和一个故事。我们可以将愤怒转化为冒着热气的鲜红郁金香，将悲伤化为十一月阴暗的天光下，松鼠四窜的一条老旧巷弄。”

重走湘黔滇旅行团西迁之路的念头正是从类似“老旧巷弄”和“鲜红郁金香”（可能得换成1938年贵州漫山遍野的罂粟花）之类的画面（或者说，对画面的想象）开始的，比如，沅水秀色，盘江天险，胜境关隔开的云贵不同天——那是某种可以称作“原生兴趣”的东西，是“远方”被当年学生日记具象化的结果，而所有热爱旅行的人都会对斯坦贝克的这段形容感同身受，“轮船的四声鸣笛总让我汗毛直竖，踮起脚后跟。飞机掠过，发动机轰鸣，甚至马蹄敲击路面的声音，都会令我浑身战栗，口干眼燥，手心发烫，令肠胃在肋骨编织的牢笼里涌动翻腾”——“原生兴趣”是我们随时都在寻找的出发理由，也是支持此后苦行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