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战争的借口多种多样，但无不出于贪婪、自卫、情感或思想(10)

有关过去的记忆在前南斯拉夫更未被美化过，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情讳莫如深。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美国内战的阴影仍然笼罩在相关争论之上——关于美利坚诸州同盟旗帜的飘扬、美利坚诸州同盟将领的雕像、混乱的种族政治以及南方白人挥之不去的怨恨。

1862 年美国内战期间，在血腥的安蒂特姆战役中阵亡的南部邦联战士，由著名摄影师亚历山大•加德纳拍摄
“缔造和平比发动战争难得多。”那位既充满智慧又愤世嫉俗的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曾这样说。的确，这句话几乎对所有的战争都适用。很多时候，国家并没有在发动战争之前考虑好想要达成什么目的，希望获得怎样的和平。1914年之前，德国军方就有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进攻计划，制订这项计划花费了多年时间，用了大量人手，经过了反复演习。史里芬计划是欧洲的军事参谋所能做出的最好计划，但它却有着致命的缺陷。史里芬计划认为德国必须同时攻击其邻国法国和俄国，于是排除了包括前线战争或防御战争在内的其他所有选择，而且它没能考虑到伟大的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和美国人所说的墨菲定律，这一切都可能在战争中出错，致使最好的军队执行的最好的计划失败。最危险的是，作为领导层的产物，史里芬计划只要求军队专注于战斗，却几乎没有考虑之后平民会遭遇什么。
在战争中，与之类似的鼠目寸光的情况比人们想象得更加普遍。1914年，德国人还没有确立好战争的目标，也尚未考虑到若是法国和俄国求和，他们要怎样做。1941年9月，随着与美国的战争日益临近，日本召开了一次高级别的帝国战争会议，天皇、重要的军事领导人、资深政治家都出席了会议。在当时，主导政策制定的军方，针对近在眼前的战争，提供的文件其目标却惊人地模糊。“我们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文件说，“战争可能会因美国公众舆论的巨大变化而结束……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影响事态的发展，结束这场战争。”不久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后来因战争罪受到审判）将这项决定比作闭着眼睛跳崖。“有时我们必须有勇气去做不平凡的事情。”亚洲、美国和日本人民都为这种勇气付出了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