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非洲文学背负的“语言之殇”(3)

马哈福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在英属东非地区推广斯瓦西里语为官方通用语，这种曾经使用阿拉伯语文字系统的语言从此转为使用罗马字母。欧洲的文学样式——尤其小说——也在这个阶段被引入斯瓦西里语。坦桑尼亚独立后，既是政治家也是学者的朱利叶斯·尼雷尔，他用斯瓦西里语翻译了莎剧《朱利乌斯·恺撒》和《威尼斯商人》。在他执政期间，斯瓦西里语成为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斯瓦西里语研究中心改造了这门语言，使之适于表达和传播，这激发坦桑尼亚的新生代作家们用斯瓦西里语创作大量探讨时代议题的原创作品。
在西北非，公元8世纪起，陆续有穆斯林迁往撒哈拉以南，到了11世纪晚期，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大部分黑人皈依伊斯兰教，此后直到18世纪末，阿拉伯语是这一地区书写艺术的唯一媒介。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历史名城廷巴克图在14-16世纪是伊斯兰学术中心，但是1591年摩洛哥人征服廷巴克图之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蹶不振。18世纪中晚期，从欧洲奔赴当地的神职人员为了在中低社会阶层中传播教义，用民众的语言进行教学和布道，并延伸到摸索本土语言的书面形式，豪萨语从此取代阿拉伯语。直到今天，在豪萨语地区，大部分作家坚守地方语言，《尼日利亚语言》是豪萨语的重要文学刊物。

提安哥《大河西岸》，上海文艺出版社
被欧洲文学推动的阿拉伯叙事
对比东、西非，北非可说是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塑造的，北非文学是阿拉伯语文学的分支。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扩张到北非的过程中，阿拉伯语发挥了强大的向心力作用。阿语古典文学的体裁是诗歌，诗歌凝聚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集体记忆，塑造着帝国所到之处民众的身份认同。直到19世纪初，阿拉伯社会面临现代转变，包括重估文化遗产、理解和西方之间渐强的碰撞、建立新的阿拉伯叙事，这些迫使文学表达作出变化。
在阿拉伯历史中，民间故事被排斥在文学传统之外，源自埃及的《一千零一夜》从未在阿拉伯世界取得它在欧洲那样的成功。现代意义的小说和戏剧对于阿语文学来说是全新的，抒情诗传统无法为叙事的发展提供框架，所以近当代阿语小说和戏剧的发展动力来自欧洲文学，这就不奇怪埃及作家马哈弗兹经常被类比狄更斯和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