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非洲文学背负的“语言之殇”(4)

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哈弗兹是北非和整个阿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他的早期作品试图复活古埃及法老时期的历史，这些历史小说实际是针对埃及现代社会的寓言。他的代表作《开罗三部曲》叙述一个开罗家庭几代人的离合，探讨埃及社会的晚近变迁。三部曲有明确的时间背景和清晰的空间意识，每一部以老开罗的街区名字命名，叙事以街区为核心。欧美评论家认为，19世纪的欧洲文学传统对马哈弗兹的影响是直观的，他笔下的开罗就像狄更斯的伦敦或左拉的巴黎。他本人不认同这种评价，而倾向把自己的创作置于更大的传统中，这个传统包括托尔斯泰、契诃夫、莎士比亚和纪德。

桑戈尔《鬣狗和兔子的美丽故事》，塞内加尔新非洲出版社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文化混血儿”
撒哈拉以南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语言，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并不顺畅，流通最广的是外来统治者推广的语言，或外来者的语言。如果一个作家选择本土语言来表达，那么他的作品只能传达给很少的受众。选择英语或法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反而相对能接触到国内外的更大读者群，作家的声音可以被带到更远的远方和更多人中间。在20世纪上半叶，为了唤起非裔的族群认同感，以“非洲共同体”为信念的大量作品，是通过欧洲语言表达的。
当桑戈尔被问“为何以法语写作”时，他回答：“我们是文化混血儿。我们的词语包裹着树和血液的味道，而法语词汇闪耀火光，熊熊火焰照亮我们的黑夜。”桑戈尔以法语写作超现实主义诗歌，他认为这种表达形式所传递的高强度节奏、形象和象征，呈现了非洲人的创造性，把非洲黑人的文化信息传达给外部世界，这是被包装在文雅形式中的抗议。一件欧洲的工具被技艺娴熟的非洲人掌握，这使欧洲社会意识到黑人民族具有同等的人性和尊严？还是进一步陶醉于“非洲精英被欧洲文化同化”？在轰轰烈烈的族群认同运动翻篇后，这个暧昧的争端成为长久嵌在非洲文学机体里的芒刺。
西非法语区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很快被讽刺小说取代。1950年代，非洲国家接连独立，人们变得自信，在变化的时代氛围中，非洲法语作家不再对历史作浪漫化的描述，宣称非洲的村庄比欧洲的城市具有更高尚的道德。在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塞姆班的很多短篇小说中，非洲人不比欧洲人坏，可也好不到哪里，人性的局限和荒唐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