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非洲文学背负的“语言之殇”(5)

西非英语区作家们的态度要谨慎些，他们避免把欧洲人到来前的历史美化成黄金时代，但仍试图为非洲的过去树立有尊严的形象。被公认是诺贝尔文学奖“遗珠之憾”的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是最有影响力的非洲英语作家，他指出，为过去辩护的最好办法是树立“真实可靠的形象”，而非“很美很扭曲的理想”，作家的责任是把过去被剥夺的尊严重新找回来。西非的英语小说家大多书写文化冲突的伤心故事：西方入侵者把曾经井然有序的非洲社群变得四分五裂，个体成为“两个世界的人”，遭受心灵痛苦。阿契贝的《神箭》就是渲染着非洲传统文化和欧洲文明对抗造成的悲剧氛围：“没有一个思维正常的非洲人能摆脱灵魂深处的伤痛。我的小说告诉读者，他们的过去并不是野蛮的漫漫长夜。”

索因卡《死亡与国王的侍从》，W.W.Norton出版社
这条文学路径很快也到头了。1960年代，非洲社会内部矛盾取代了种族矛盾，民众梦想的新世界没有降临，于是他们捣毁了先前拥护的政府，子弹取代选票，紧接着军阀派系冲突升级成全面内战。现实的大环境迫使有责任感的作家关注群体内部的困境，而不是虚妄地重建非洲的历史和尊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剧作家索因卡擅长运用非洲口头文学传统，在剧作中大量借用约鲁巴神话来建构戏剧情境，但恰恰是他说出：“如果非洲作家想成为所属社会的道德记录者、所属时代思想的发声者，就迫切需要从对过去的迷恋中解脱出来。”法农的反思更具刺痛感，他写道：“在欠发达国家，传统的根基是不稳定的，并且因人心涣散而屡遭破坏。知识分子们急于创造文化作品时，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的修辞来自本民族眼中的陌生人，是索然无味的异国情调。”他指出，作家要去的地方是民众深陷的领域，任何民族的真理首先是该民族的现实。
读者会发现，1970年代以后，即便围绕着语言的分歧并未缓和，但无论用本土语种还是欧洲语种，比如提昂戈和索因卡，这些最优秀的非洲作家走向自省意识的文学，观察非洲本土的极端事例，应对现实中痛苦不堪的各种变迁。
索因卡写道：“我的非洲世界是复杂的，包括了精密机械、石油钻塔、水利电气、打字机、火车和机关枪。”这位87岁高龄、在疫情期间完成了新的长篇小说的老人，数十年一以贯之地强调，这个时代非洲不能逃避的严峻现实是反抗“与黑暗和偏执共谋的语言”，而探究、知识和思想交流的信条应被视作永恒的真理。
作者：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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