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海派绘画在现代社团中的建构与想象(2)

画会对于会员的创作也提出了质量的要求，以保护会员群体的荣誉，维护画会的形象。“凡有书画，挨号共商合作，总以能邀大雅之赏者为酬应，均勿草率塞责，借善名而唐突，致自玷夫清明。”画会告诫会员，爱惜自己的名誉与爱惜画会的名誉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从豫园书画善会的章程中可以解读出，它削弱了传统文人雅集怡情养性，切磋技艺的绘画赏析和技术实践层面的内涵，以很大的篇幅规范了绘画的售卖、收款的分配、管理与监督等，比较充分地解释了理性的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产生的作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为画会成员牟利，卖画所得是他们中许多人的生活支柱，二是卖画所得的一半归画会用于慈善。由此可见，到了清末出现了与历史上的文人雅集所不同的，与行业公会相似的肩负绘画交易与慈善的绘画社团。然而它与行业工会还是有所不同，结构比较松散，也缺乏明清时期行业工会所包含的地缘联结的因素。
非常巧合的是在《海上墨林》中提到的画会记载基本集中在“寓贤”篇，也就是旅居上海的画家。豫园书画善会成立时会员已有一百多人（“现在入会诸子已将百人”）。这正反映出上海开埠后的移民风潮，新移民在城市中的谋生手段。往往是旅居上海的画家召集起画会，画会的成员来自各地，他们没有地缘认同，对于上海的都市认同还没有形成。书画作为一种爱好与职业的认同感是画会最重要的情感纽带。这种超越了地方主义的团体，不仅孕育着现代的因子也孕育着更广泛的普世主义，这体现在画会的慈善义举中。豫园书画善会“夏令施药，冬季施米，岁以为常。遇有别处灾荒，视会款盈绌酌量补助。” “上海华界还没有市政府（如果有这样一个市政府，旅沪团体可以在它之下找到相应位置），这使旅居者接受上海认同受到了限制”，然后也是上海的华洋杂处，租界与华界并置使得在上海的团体培育出一种带有民族主义理想的普世关怀，它是以中国，中国人为关照的对象。
此时期画会的经济行为与笺扇庄担当的交易角色不同，笺扇庄与画家形成了不成文契约，加深了两者依存关系，实践一种纯粹的交易行为。豫园书画善会在中国激荡的近代历史变革中算是稳定而长寿的。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13日，《新闻报》刊载了“豫园书画善会廿週纪念”的消息：“上海豫园书画善会，自清季宣统元年创办至今，已历廿年。以会员合作之品，售得润资，提取一半，助充善举，素为社会人士所称道。今逢廿週纪念，特将各会平日精心之作荟萃于邑庙本会，以供来宾参观。各项作品，如杨东山之隶书梅花，汪仲山之山水，顾翔生之山水，沙辅卿之花卉，沈珊若之山水梅花，叶渭莘之山水花鸟，潘小雅之仕女，范希仲之花鸟、山水，徐敬轩之隶篆，孙琴轩之山水，杨雪玖女士之山水，闵湘琴女士之花卉等，无不各极其奇妙。各项作品皆标低价出售，以作善举之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