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重生者”的哲学(2)

鹤见俊辅在思考近代的日本人时，曾提出与斯宾诺莎的“被创造的自然”与“创造的自然”相类似的解读方式——“被创造的人”与“创造的人”。鹤见俊辅以日俄战争爆发的1904年作为观察日本近代的分水岭，他将明治维新到1904年间缔造这一体制的人称为“创造的人”，1905年后在既成体制的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人称为“被创造的人”。这种独特的切入视角源于鹤见俊辅对乃父“第一病”的分析。鹤见佑辅是个优等生，曾分别以第一名、第二名的成绩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系（东京大学法学部前身）毕业，其后又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文部省高等文官考试，循着日本知识分子的标准路径进入官僚体制。鹤见佑辅曾是“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在军国主义抬头之后却迅速改弦更张，参加东条英机内阁的“翼赞选举”，战后初期因此被开出公职。然而，在向盟军司令部提交的“申请撤销开除公职”的请愿书中，鹤见佑辅又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父亲的频繁“转向”使鹤见俊辅切实感受到日本官僚体制与知识分子的病理，战败以后一直对父亲十分冷淡，即便主创的《思想的科学》杂志举步维艰之际，也不愿接受乃父些许帮助（在父亲病倒、丧失政治身份后则态度改变）。与之相对，鹤见俊辅则对仅有一面之缘的若槻礼次郎（1866）——日俄战争以前的“创造的人”——抱有好感。
“被创造的人”与“创造的人”的阐释方式使人联想到鹤见俊辅对近代日本天皇权威的分析。1956年，鹤见俊辅与久野收共著的岩波新书《现代日本的思想》畅销35万册。他在书中解读“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昭和维新思想”时，采取了宗教中“显教”与“密教”的图式：
天皇权威被从通俗、高等的层面做出“显教”与“密教”的两种解释。伊藤（博文）创造的明治国家建立在二者微妙调和的基础上。“显教”指将天皇视为具有无限权威、权力之绝对君主的解释机制，密教指将天皇的权威与权力视为由宪法及其他所限定的限制君主的解释机制。即，使国民全体信奉作为绝对君主的天皇，在将此国民的能量运用于国政的基础上，以立宪君主说——天皇国家最高机关说作为施政的秘诀（《現代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57）。
实际上，“显教”与“密教”的阐释体系是伊藤博文等明治国家缔造者参照欧美宗教伦理而对日本神道所进行的“传统的发明”。虽然它既能以“天皇崇拜”高度汇聚国民的精神力量，又能采用以“君主立宪”为基础的内阁制施政，是推进国家快速发展的精妙设计。但运行这一机制却需要主宰者的高超智慧与灵活手腕。由是，日本在小学、中学以及军队采取“显教式”的天皇阐释，以《教育敕语》与《军人赐予》宣扬对绝对天皇的效忠。另一方面，在帝国大学与高等文官考试中则传授“密教”的秘诀，培养运用二重阐释机制的掌舵人 （《現代日本の思想》）。但“显教”与“密教”二重阐释机制的致命缺陷在于，对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与文部省高等文官考试合格者来说，他们传授的秘诀不过是使自己“立身出世”（通过学历与考试实现阶层跨越）的“知识”，并不具有信仰式的坚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