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重生者”的哲学(4)

通过如此这般的战争体验，鹤见俊辅才明白“从恶出发”的真意。对于杀战俘的思考容易使人联想起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但他并没有处于“无思状态”，考虑到战后他为使同事免于被审判而对杀战俘一事缄口不言、并对下达杀人命令的“国家恶”始终憎恨不减，我们有理由认为二人对于“恶”的思考路径有所不同。不过，鹤见俊辅与汉娜·阿伦特在“从恶出发”思考哲学方面却具有相似性。汉娜·阿伦特也在注意到康德的“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一框架无法阐释纳粹恶行的情况下提出了“极端之恶”。“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南京大屠杀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哲学家提出的不可证伪的命题。
通过这种战争体验对鹤见俊辅哲学带来的影响，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何他对同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威廉·詹姆斯与约翰·杜威厚此薄彼。鹤见俊辅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美国哲学》通过排斥约翰·杜威而重构了实用主义，作为实用主义的入门书（该书第二版书名该文《实用主义》，第三版书名改为 《实用主义入门》），这种哲学立场或许令人难以想象。不过，同年《思想的科学》创刊号也刊载了两篇批判约翰·杜威哲学的论文，他尤其赞同以威廉·詹姆斯的宗教分析概念切入的《初生者的哲学》一文。作者格特鲁德·耶格对约翰·杜威视为“初生者”（onceborn），即“过于强调基于健全心态的宗教侧面，成为否定或者无视其中暗含的罪的人”，这种对于人性的乐观主义使人想起鹤见俊辅的母亲，一个纯粹得不能容忍别人说谎的人，她曾对偷吃华夫饼的儿子说：“你是个坏孩子，真是对不起先人，我把你杀掉自己也死了算了”（《战争留下了什么》），母亲以“善”为名的暴力成为鹤见俊辅一生讨厌“正义”的远因。
童年经历与战争体验使鹤见俊辅感到约翰·杜威的“初生者”哲学实在过于天真，对于“要求宗教考虑恶的存在的人”的“重生者”（twiceborn）哲学则心有戚戚。缅甸战场的脱队士兵妹尾隆彦成为克钦族族长一事曾引起鹤见俊辅的关注，他认为妹尾隆彦构筑的“国际共同体”切实贯彻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是“从自身现有的‘恶’的惯用词中派生出‘善’的最好例子”（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直与时局保持距离的竹内好“突兀”地写下了《大东亚战争与我等的决意》一文，在鹤见俊辅看来，竹内好意在使日本战争中覆灭而达到重塑，所谓“日本自杀论”即是“重生”的别名。在此意义上，他还对竹内好从战争时期美化战争的“近代的超克”论读出新意自叹不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代表性成果“转向研究”中，鹤见俊辅始终“对抗抽象的‘正义’，一边‘同情’每一个人，一边摸索回心和连带的原理”（《民主与爱国》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