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重生者”的哲学(3)

因此，当狂热的青年将校登场、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之际，面对“国体明征运动”等“显教”信奉者对“密教”信奉者的猎巫运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频繁“转向”。他们虽然被授予了运行二重阐释机制的高等秘诀，却不过是被既成体制培育出的“被创造的人”。
鹤见佑辅以伊藤博文青年时期的名字“伊藤俊辅”中的“俊辅”二字为儿子命名，期待他循着“一高——东京帝大”这一国家官僚的标准路径，登上内阁总理大臣的高位，而这也正是他本人孜孜以求的梦想。然而，在父亲的过高期待、母亲的严格管教的压力下，鹤见俊辅非但没有成为“优等生”，反而逃学、自杀、与年长女性发生关系，沦落为一个不良少年。无奈之下，鹤见佑辅只得送年幼的儿子赴美留学。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鹤见俊辅由此得以从“天皇崇拜”的“显教”式教育体制中抽身，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高等教育，迈出了成为“创造的人”的关键性一步。
“从恶出发”
1940年前后的哈佛大学哲学系可谓名师云集，鹤见俊辅因此有幸参加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的课程，跟从教授查尔斯·莫里斯学习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斯乃至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在蒯因的指导下阅读《皮尔士全集》。鹤见俊辅对符号学的逻辑推演十分着迷，后来，他为战后自己主创的杂志《思想的科学》预想的刊名是“符号论研究”。
不过，从哈佛大学接受的学术训练到战后的学问进路，鹤见俊辅的哲学观产生了一次飞跃，其转变要因便是战争体验。1943年4月，鹤见俊辅在日本即将战败之际乘坐“日美交换船”，只是不想以胜利者的姿态与美军一起耀武扬威地回到日本。他在小熊英二的访谈中承认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不仅日本统治者面对惨败的犹豫不决出人意料，自己身体严重抱恙却依然通过征兵检查更是荒唐无稽。不过，彼时日本反欧美的国粹主义甚嚣尘上，敌国留学归来的上层子弟被“破格”送到战场似乎不难理解（鹤见俊辅等《战争留下了什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鹤见俊辅迎来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抱着不杀人的信念，他选择成为一名海军文职人员。他曾偷偷准备一小块鸦片，以便在不得已之时自我了结。隔壁的同事接到杀害俘虏的命令，并在事后将具体的过程和细节告知鹤见俊辅：毒药、口吐白沫、埋尸体的坑、呜呜的呻吟声、手枪射击……他仿佛身临其境的看到俘虏被杀时的场景。如果自己接到这一命令将会作何选择？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杀害俘虏，又当如何自处？这成为往后余生一直纠缠着他的灵魂之问。然而，鲁道夫·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泰戈尔关于语言的意义难以被阐释逻辑阐释体系穷尽的观点倒是对他多有启发——哲学应该关注不可证伪的命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也曾因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命题分类法与康德哲学的契合，对康德善与真的分类法十分着迷，不料都留重人对此却说“如果是我，就从恶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