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音乐不能没有莫扎特，俄罗斯文学不能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法国电影不能没有布列松(7)

布列松在《钱》里重新让上帝在场的原因，或许是他想起了昔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的言论：“带有清晰色彩的悲观”。这句令人颇为费解的话，指的是必须在这个时代停留的布列松，用超越“悲观”的“清晰”，看向存在诸多可怕危险的世界。
有趣的是，布列松一直在用年轻的心态与时代同行。他像埃里克·侯麦一样，始终在拍摄年轻人。而他对青春的渴望，还表现在篡改年龄的传闻。1901年出生于法国小镇的他，据说生前坚持宣称1907年出生。

“我的影片首先诞生于我的脑海中，然后死亡于剧本上；它又通过我所使用的活人和真实物品复活，然后又被杀死在胶片上；然而一旦被摆放在某种秩序中，被放映在银幕上，则像水中的花朵跃然而生。”布列松在《电影书写札记》中，如此谈论他的电影的“两次死亡与三次诞生”。今天看来，布列松电影的每一次放映，都是一次新的诞生，它们始终孤独又特别。
内容综合自《北京青年报》和公众号“北青艺评”
作者：梅生
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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