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丨夏加尔：流浪在艺术世界，用温情描绘苦难(4)

《致俄罗斯、驴和其他人》（1911）
不像马列维奇般执着于建立完美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康定斯基般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他为平凡而真诚的情感创作
20世纪初的巴黎作为世界艺术的中心，她的魅力怎能不波及夏加尔的心灵？纵使面对立体主义的狂潮，夏加尔愤愤地反驳：“就让他们用三角形桌上的正方形梨填饱自己的肚子吧！我们要去向哪儿？这是个怎样的时代，唱着技术化艺术的赞歌，供奉着形式主义？……别叫我幻想者。相反，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爱大地”。然而，成长时期的他还是深受巴黎的一切影响，我们时而能在一些作品中窥见来自卢浮宫的教导——对马萨乔、伦勃朗、德拉克洛瓦的模仿，时而又可以在《亚当和夏娃》（1912）、《七个手指的自画像》（1912）这类明显带有立体主义、奥费主义风格的作品中看到不容置疑的现代派印记——野兽派那原始的极富张力的色彩、立体派形式拆解的身影，这不免令人立刻联想到马蒂斯、莱热、毕加索、德劳内……
巴黎之后，一战、十月革命等一连串巨变让夏加尔不得不长久离开这位无形的导师。婚后的家庭、女儿的出生促使他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十月革命后，俄国犹太人获得了自由，“留洋”过的夏加尔不仅能在俄国自由行走，而且在莫斯科谋到一官半职，在老友、政客卢那察尔斯基的提携下，他奉命成为维捷布斯克艺术委员部部长。就这样，夏加尔怀着满腔热血回到家乡为建设艺术而发奋工作。他竭尽全力地装扮维捷布斯克，建立维捷布斯克人民艺术学校，还一度为筹建维捷布斯克艺术博物馆的拨款不辞辛苦地奔走，他说：“我不允许有任何的休息，既不允许我自己，也不允许别人。”

《在她周围》（1945）
可与此同时，天生的艺术家在内心深处开始负隅顽抗，行政工作让他长时间地远离自己的画架，便开始抱怨这般乏善可陈的生活。更为糟糕的是，原本为建设维捷布斯克的艺术，夏加尔请来各路优秀的艺术家，希望任何人的艺术都可以得到彻底自由的发展，但这份天真的初心最终导致流派间的恶斗。维捷布斯克校内一开始就被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跟从夏加尔的艺术主张，另一方则是由普尼领导的未来主义。而1919年末，卡兹米尔·马列维奇带着他的至上主义来到维捷布斯克人民艺术学校，所有的声音都越来越倾向这一种新的艺术，这似乎成了压倒夏加尔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像一场无声的革命，短短几个月内，几乎所有的学生、教师，乃至夏加尔的门徒都被至上主义的无物象绘画所吸引。放眼这个越来越陌生的维捷布斯克，亲人早已逝去，一切都溃败了，次年夏加尔再一次追随自己的心灵，选择离开，且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