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丨夏加尔：流浪在艺术世界，用温情描绘苦难(5)

也许正因夏加尔的遁世，让他幸免二战的炮火与纷乱，他似乎就此获得了平静与永恒。夏加尔此后的艺术不在被周遭左右，自由地飞向了那片心之所向的天空。不争的背后也许正是他心灵深处不可撼动的坚定和矢志不渝的温情，这使得他的艺术自始至终都保有一种内在的稳定性。挚爱的妻子贝拉逝去后，夏加尔在悲痛中创作了《在她周围》（1945），洁白的天使从天而降，将一个透明的水晶球带给贝拉，昏暗的背景使得这个水晶球显得格外耀眼，水晶球里装着的还是那个带着绿色顶盖教堂的维捷布斯克。到了晚年，贝拉，还有和贝拉在一起的时光似乎更加强烈地萦绕在夏加尔心头，此次展出的《黄色背景上的恋人》（1960）便是他在追忆年轻时如沐春风般的爱情。夏加尔从来没有像马列维奇那样执着于建立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来征服世界，也没有像康定斯基那样贵族式地自命不凡，高傲地为绘画披上音符的新装。
他为平凡而真诚的情感创作，绘画无外乎是一首心灵的诗歌。就像他会祈求上帝让纳粹的铁蹄来得慢一些一样，他始终警惕自己易碎的梦境被搅动，他要毕生守护这个水晶球里没有喧嚣、充满温情的真实世界。

《黄色背景上的恋人》（1960）
二战后，夏加尔定居法国南部直至去世，源源不断的插画、舞台美术的订单让他享誉世界，可是晚年的他依旧一刻不停地沉浸在无尽的探索中，并学习马赛克艺术，当他把架上绘画的全部经验转化成兰斯教堂上的彩色玻璃时，他的艺术真的翱翔在了空中，绚烂而虔诚。当年在巴黎，伟大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初见夏加尔的绘画时，嘟囔着说出：“超现实……”。但我们需要警醒的是，此刻并没有“主义”的后缀。夏加尔仿佛是个艺术史上的孤儿，散乱的意象，倒置的脑袋，飘浮的人，瑰丽的着色这一切也许属于上帝，但绝不属于任何一种主义，因为对夏加尔而言，当我们赋予他一个主义，就意味着给他扣上了一个理论的假面，把他打入了呆板形式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