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闫子颖：媒介视角下的个体困境与破局——以《蓝白红三部曲之红》为例(2)

《蓝白红三部曲之红》海报 （图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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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媒介与悲剧的建构
《红色》是热烈、欢愉的色彩与悲悯、挣扎的故事的结合。而在每一出个人悲剧的背后，都存在着电话这一线索作为勾连。电影有着对由电话线路连接起来的信息时代的暗喻。电影的开头一组不断推进的长镜头模拟了电波跨越英吉利海峡然后进入每家每户的传播过程，在人们跨地域的对谈中，形成了一个建立于电话线之上的社会。
虽然不能将个人悲剧的诞生直接归咎于电话的使用，但电话这一媒介特性所造就的交流屏障、私人空间和道德困境，都成为了悲剧发生的促因。以下将从电话媒介的视角出发，分析《红色》的悲剧要素的形成。
（一）跨地域连接与个人空间建构
作为实物的电话在电影中主要提供了跨地域连接和私人空间建构两项功能。传播媒介重塑着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而电话媒介的出现折叠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电话线路连接了身处瑞士的瓦伦丁和她在英国的男友，二人的思念跨越地理距离得以传达；此外还连接了一位年迈的母亲和她在外工作的女儿，双方通过电话了解彼此的近况并提供需要的帮助。于是流动的空间取代了地方的空间，物理的缺席不再构成交流的阻碍。
电话媒介的个人空间建构则通过特定场域的形成来完成。位于电话两端的个人在通话过程中展现出对现实世界的暂时性脱出，而进入一个由电话线构建起的虚拟且特定的语境空间中。这一空间具有严格的排外性，是处于对话之外的个体难以介入的。麦克卢汉在“冷热媒介”理论中将电话归为“冷的”媒介，即电话所提供的信息清晰度低，需要人主动地调动各部分器官参与其中，以补充信息的缺失。可见电话对人的情绪有强烈的调动能力，在瓦伦丁和男友、奥古斯特和女友的通话中，不论是争吵或是亲密的调情，对话双方都展现出了情感的强烈投入。
此外，私人空间内一对一的交流模式让信息传递具有限制性和隐秘性，也由此滋生了谎言和隐瞒，以及对。法官邻居家的丈夫和他的同性情人在电话里相互撩拨、偷情，与此同时楼下的妻子在厨房间忙于家务，对此全然不知，也无力介入。一方面电话媒介让降低了欺骗的门槛，也使得抹去在场者的存在和让缺席者的现身都变得轻而易举。同时，与“谎言”相伴而生的是对谎言的怀疑。作为冷媒介的电话所传递的信息有不完全性，即只传递声音而没有画面，对话者于是需要通过想象补充视觉的缺失。瓦伦丁的男友米歇尔就时常因此对瓦伦丁流露出不信任，反复质问她身边有没有他人、为什么那么久才接电话、是否移情别恋了等等。米歇尔在影片中以缺失的形象出现，唯一代表他的是始终对爱抱有怀疑的、依靠电波传输的声音。他的疑虑的诞生便是源于视觉画面空缺带来的不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