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闫子颖：媒介视角下的个体困境与破局——以《蓝白红三部曲之红》为例(4)

“在这一（窥视与窥视者的）叙事模式中，往往包含着一次窥视主体的反转”。瓦伦丁的介入便是破除法官无休止般的自我博弈的契机。法官试图在瓦伦丁身上得到关于人性丑恶的再度印证，或是应和。他将“为了真相而揭穿丈夫行径”和“为了保护其家庭而隐瞒事实”的选择抛给了瓦伦丁，让她代替自己直面人道选择与事实正义的道德困境。而瓦伦丁截然相反地怀抱着对人本性的期望和认同，强烈震憾着法官的内心并使他在反省中自我检举。最终，法官走出阴暗的窥视的角落，反向成为裸露的个体。此刻的窥探者将自己搬上了舞台，成为被审视、被剖析的对象。
借助电话媒介进行的窥视行为带来了有关于本性论的争辩，这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始终带有的“道德焦虑感”。他描绘着普通人在现代的生存悖论，面对宿命的无力、个体的孤独，以及生命内在化的人道精神。但与此同时挣扎在生命困境中的人并非无可救药，信守性恶的法官被瓦伦丁感化，与自我和解。瓦伦丁的“善”在法官身上达成了一种“正义”胜出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结局。

《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剧照 （图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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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式宿命中的人性希望
电话媒介作为影片激发矛盾的核心线索，引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屏障和因此被隔绝的爱。疏离的人际交往让谎言、欺骗与怀疑在亲密关系中滋生，人们在看似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中也不断将后背朝向他人。无人应答的电话让奥古斯特决心撕破隔绝现实的屏障，在窗后窥视的他发现了伪装的平和下的真实——与其他男人纠缠的女友的背叛。
（一）既定的命运
笼罩在悲剧色彩之下的是影片叙事中存在主义式的悲观宿命论。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即先存在，再在存在的过程中获得意义。因此人的存在首先是无理的、偶然的，而存在本身又是无法逃避的。
《红色》中人物的命运便是偶在性与既定性的交织。人们在生活中仿佛有着无限的选择和可能性，但同时存在着强烈的宿命感。奥古斯特的故事是现在向过去的映射，与法官的命运足迹近乎完美地重叠——他们同样是法律系的在读生；同样在考试前将书本掉在地上，而偶然间摊开的那一页便是考试的题目；同样遭遇了爱情的背叛，在窥视中发现爱人与其他男人亲密纠缠的身影；狗成为了他们聊以慰藉且最忠诚的伴侣……他们处于不同的时间里，却重复着相似生命经验，是在无数个偶然中形成的宿命般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