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闫子颖：媒介视角下的个体困境与破局——以《蓝白红三部曲之红》为例(3)

基耶斯洛夫斯基呈现了一个建立在电话线之上的社会。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手持一部电话，但在进行跨地域交流的同时，对话的主体也被技术异化，承受着无法消弭的距离感带来的孤独、不安和疑虑，深陷现代社会人际失衡和个体孤独的困境。

《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剧照 （图片来自互联网）
（二）窥视者身份与道德博弈
观影本身就是一种窥探，是观影者对影片内部世界的窥探。戴锦华教授在《镜与世俗神话》中指出“随着现代主义和电影大师时代的到来，现代电影理论的发展和现代艺术特有的媒介自反特征使人们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窥视与窥视癖正是构成影院机制、观影心理与影片叙事机制的重要因素之一。于是呈现一个窥视者的故事成了现代主义电影构成其反观性与媒介自指的方式之一”。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红色》中呈现的窥探并非传统意义上通过“眼睛”聚焦于视觉画面的“窥视”，准确地说是借助电话这一媒介进行的利用“耳朵”的“窃听”。但不论是哪一种感官的参与，同样构成了对他人私生活的单方面入侵。在由电话轻易建构起的个人空间里，信息是密闭的、私人化且带有神秘感的，也因此激起了处于对话之外的他人的窥视欲。
《红色》中的窥探者是一位退休在家的法官。瓦伦丁因撞伤法官的牧羊犬而来到法官家中，却发现他正在用家里的收音机窃听邻居的通话内容。此时，法官的职业身份与他侵犯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间形成了强烈的矛盾。但法官却并未因其窥视的行径而落于道德的下风，反而因此更“清晰”地窥见了真相：与同性情人偷情的丈夫、通过欺骗获得女儿探望的母亲和敷衍了事的女儿……在充满谎言的空间内，法官既是失德的窥视者，也是位于道德制高点的正义审判者。
法官的窥探欲来源于对人性中欺骗、背叛与怀疑本性的认知，在隐秘的私人通话中，人们用以包装自己的面具被撕下，人性的阴暗面展露得更为直白、赤裸。窥视带来的对人性丑恶的反复印证，是法官借以巩固自我认知的一种渠道。他用电话完成了来自上帝全知视角的俯视，一边以仿佛超然的淡漠之姿审判着卑陋的个人，一边在自我挣扎的矛盾中不情愿地被现实附和。立于窗框背后的法官和他望向室外的目光形成了封闭式的构图，既是对窥探欲望的放纵，也是对自我认知的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