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天花、霍乱等流行病与社会卫生体系建设(8)

德国著名的细菌学家勒夫勒（左）和德国医生、病理学家和解剖学家亨勒（右），他们都是现代医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
佩滕科弗与科赫
如果把19世纪公共卫生措施的两种科学理论——环境卫生学与细菌学进行比较，则可以想象，佩滕科弗与科赫是天生的对手。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年龄、性格或出身（巴伐利亚人和普鲁士人）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也绝不应该被低估。
决定性的因素是视角。佩滕科弗总是以整个疫情为出发点。他对病情及由此产生的公共领域的干预措施有着广阔的视野。从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佩滕科弗把疫情理解为一个综合的过程，通过对整个领域的净化，对疫情进行横向干预；他把具体的病原体看作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科赫则总是从病菌的特异性，从实验室、试管和显微镜出发。他在临床领域的层面看待疾病；在针对流行病的公共干预措施的层面上，他仅仅从细菌病原体的隔离和破坏，或阻断传染链这一角度看待它。今天我们会说，科赫总是对疫情进行垂直干预，他并不关注环境条件。
这种争论引发了著名的医学史逸事。在1892年臭名昭著的汉堡霍乱流行期间，科赫宣称霍乱弧菌及其通过饮用水的传播是唯一原因。随后发生了一再被提及的著名的佩滕科弗及其学生艾默瑞奇（Rudolf Emmerich）的自我实验。1892年10月，两人先后吞服了科赫实验室送来的霍乱弧菌溶液。如果是细菌引起的霍乱，他们就会生病；如果是其他情况，则不会生病。佩滕科弗病症很轻，艾默瑞奇则差点就死了。佩滕科弗发表了一份详细的自我实验报告，他在其中得出的结论是，仅仅摄入霍乱病原体本身并不会使人生病，关键取决于环境条件。因此，防御措施便值得商榷。在佩滕科弗看来，防御措施不仅在于供水的安全，还要改变当地条件，让流行病根本无法产生。佩滕科弗挖苦地总结道：“我也想做个传染病理论的支持者，这种观点太简单了，省去了一切进一步的思考。
”
霍乱与国际卫生事业
第一次霍乱大流行（1817-1824）通过陆路到达欧洲——霍乱在今天的印度仍然是地方性疾病，但它并没有跨越大西洋。第二次霍乱大流行（1826-1841）成功地克服了这一障碍，传到了北美洲。第三次霍乱大流行（1852-1860），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尽管先在欧洲肆虐，但再次传到了北美洲和南美洲，其原因在于国际航运。在工业化和早期帝国主义进程中，国际航运的数量大大增加。第四次霍乱大流行（1863-1876）经欧洲传到北美洲和南美洲。第五次霍乱大流行（1883-1896）造成了汉堡的霍乱疫情，这是德国最后一次霍乱流行，造成8600人丧生。可能有已感染的移民乘坐两艘船从汉堡出发——尽管当时的港口医生已经有充分的理由产生怀疑，但这两艘被感染的船都抵达了纽约。疫情可能从那里进一步蔓延。为了切断这种传染途径，1892年在埃利斯岛设立了检疫中转站，该站今天仍向公众开放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