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您是欧洲的孔夫子(21)

如果你削减亲 权，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表示尊重的礼仪的话，那末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亲同父母的官吏的 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了，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做象子女一样的 ；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着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的一 种，你便动摇了国家”。（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6页。）由此，统治者集中一切力量，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引导 和鼓励人们遵循伦常规则，使人恪遵孝道，养成服从和孝敬的观念。古代中国的立法者是比 较明智的，他们不是从人类将来可能享受的和平状态去考虑人类，而是从适宜于履行社会生 活义务的行动去考虑人类，所以他们的法律比较符合实际。（注：安田朴说，孟德斯鸠不由自主地赞赏起“礼”这一实际上是形成中国文化的新疑特点 之一的内容，并且非常透彻地理解到礼仪在中国文化和政府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安田朴问 道：既然许多值得尊重的法律和许多出众的礼仪治理着这个遥远的帝国，孟德斯鸠怎么能一 下子将它视为最坏的专制国家呢？参见《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505—507页。）为了确保礼治秩序的建立 ，统治者不惜运用刑罚的力量。“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借刑罚去完成刑 罚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树立道德”。（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3—314页。）当然，中国的刑罚运用还是注意区别对待的。“在中国，抢劫又杀人的处凌迟，对其他抢劫就不这样。因为有这个区别，所以在中国抢劫 的人不常杀人。”（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91页。）再如，一般而言，在民主政体中是需要建立监察制度的，君主国是不 需要监察官的，专制政体就更不需要设置监察官。但是，在中国，却设立了监察官制度。
“ 专制政府不应该有监察官是显而易见的。但中国的事例，似乎破坏了这条规律。”（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72页。）按照 孟德斯鸠的看法，古代中国政治与法律生活领域的种种独特之处，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他认为，“在不违反政体的原则的限度内，遵从民族的精神是立法者的职责。因为当我们能 够自由地顺从天然秉性之所好处理事务的时候，就是我们把事务处理得最好的时候。”（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05页。） 在中国，礼仪风俗生生不息，与民族生活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因而是不能毁灭的，并且也 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中国的立法者们把法律、风俗和礼仪混合在同一个法典里，对此我们不 应当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的风俗代表他们的法律，而他们的礼仪代表他们的风俗。”（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