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您是欧洲的孔夫子(22)

） 因之，在这种民族精神的引导下，“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 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 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2页。）正是这 种独特的民族法律精神使古代中国法律文化独具特色。
但是，另一方面，孟德斯鸠出于某种偏见，始终断言古代中国的政制是专制政体，专制主 义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本质性特征。（注：按照安田朴的分析，孟德斯鸠之所以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仇华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的影响。这个教士从曾经是一个中国热分子变成了第一个对华不友好 的人物，不仅使孟德斯鸠改变了态度，而且在18世纪期间彻底改变了中华帝国的形象。参见 《 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464—468页。）他不赞同一些传教士赞扬古代中国的政体的看法，却 同意一些欧洲商人批评古代中国政府官吏的意见，认为关于中国的情形可以参考一下商人们 所说的关于那里的官吏们掠夺行为的材料，至于传教士的观点，他们是不是“被秩序的外表 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为在那里，不断地行使单一的个人意志，使他们受到了感动了呢？”（注：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27页。）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的政制进行论述，试图使那些传教士们所描述 的中国形象变得逊色。他反复强调，中国政体的性质是专制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 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 的精神也许稍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29页。）中国的皇帝往往以“天子”而自 居 ，象“天”一样地统治者，以“天”为典范，并且从中获取威权的巨大动力。为了维护专制 君主的权威，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以死刑；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确 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甚至灭绝整个家族。在中国，“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 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 但却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29页。对于孟德斯鸠关于古代中国政制的否定 性评价，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并不赞同。有的认为，《论法的精神》的作者关于中国专制主 义的结论，是根据罗马政治而陈述的；其实，中国的皇帝并不比法国和西班牙国王更为专制 （在他所理解的那种专制主义的意义上）。参见[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49 3页。亦可参见朱坚劲：《东方社会往何处去——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第38—39页。）因此，在中国，君 主们深知，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需要指出的是，孟德斯鸠对 中国的态度，也影响了卢梭。（注：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197—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