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您是欧洲的孔夫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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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伏尔泰一样，孟德斯鸠很注意考察东方风俗礼仪与东方法律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东 方的风俗与习惯比较固定，不事改变，它构成了东方社会生活的基础，并且是东方专制主义 的力量所在。他指出：“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们的感悟。风俗以人民‘一般的精 神’为渊源；法律则来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神’和变更‘特殊的制度’是同 样危险的，甚至是更为危险的。”（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09页。）在东方国家，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风俗 与礼仪的权威，君主或立法者也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更注意不改变风俗和礼仪。因为他们 知道一旦改变了这些世代相袋的风俗、礼仪与惯例，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专制国家 的风俗和礼仪，决不应该加以改变，这是一条重要的准则。没有比这样做更能迅速地引起革 命。
因为这些国家就象没有法律一样。它们只有风俗和礼仪。如果推翻风俗和礼仪，就是推 翻了一切”。（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09页。）不仅如此，孟德斯鸠也非常重视自然环境和条件对东方法律文化的影响 。他分析法律现象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试图揭示法和一切存在物的关系。由此， 他着力强调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片面夸大了地理环境因素对法律现象的影响及其作用。关于自 然条件与东方社会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的总的看法是：东方各国的宗教、风俗、 习惯和法律持久不变的原因，与东方的自然状况密切相关；东方专制主义与地域上的幅员广 大的帝国是内在关联的，一个大帝国的先决条件便是统治者个人必须拥有专制的权力。（注：据有的学者的解释，孟德斯鸠关于专制主义与疆域的广袤之间的相互关联的观点，曾 经引起了俄国叶卡特林娜大帝的强烈共鸣，以致她在自己撰写的《对制定新法典的专员的敕 令》中准确地重复了这种观点。
参见[澳]M·索韦尔：“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 史 前史”，译载于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册，第196页。）他武断地认为，气候炎热的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64页。）气候不同，法律对人民 的信任程度也不同。在气候寒冷的地区，法律严峻而残酷，立法者和官吏不完全信任人民；而在气候温和的地方，立法者对人民有很大的信任，设定了很少的刑罚，刑罚也不严酷，甚 至不严厉执行。所以，“快乐的气候产生了坦率的风俗，带来了柔和的法律。”（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41页。）这一 分 析结论似乎有些过于牵强。
原标题：《伏尔泰，您是欧洲的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