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在”家”里失去的，应该去哪里找到？|重读《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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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1957）》剧照
“秋天”被必然地派给了枯树枯叶，“春天”却理所当然地“属于我们”。我想指出，将命运作这种一分为二，对《激流》三部曲，对作家巴金，乃至扩大而言之，对近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生存策略。不妨略略比较一下法国作家左拉。巴金二十四岁时在巴黎和马赛，用三四个月的工夫一口气读完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的二十部小说。三十年后巴金回忆道：
我崇拜过这位自然主义的大师，我尊敬他的光辉的人格，……但是我并不喜爱那二十部小说，尽管像《酒馆》、《大地》等等都成了世人推崇的‘古典名著’。我只有在《萌芽》里面看到一点点希望。坏人得志，好人受苦，这且不说；那些正直、善良、勤劳的主人公，不管怎样奋斗，最后终于失败，悲惨地死去，不是由于酒精中毒，就是遗传作祟。
青年巴金的这种“读者反应”颇能说明问题的症结，巴金确实深受左拉的影响（亦以《萌芽》作书名，反覆征引”我控诉”的名言以自况等等），可是左拉那个身穿社会生物学的绝望外衣的命运女神，却断难被巴金和像他那样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爱弥尔·左拉，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似乎有必要参照一下从严复起数代人对达尔文、斯宾塞的“创造性误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存”二字的光辉照耀百年来中国人摆脱生存困境的道路。“变异”压倒“遗传”。“五四”以来写大家族衰亡的长篇作品多矣，“遗传”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却显然未被重视。（曹禺的《雷雨》似乎是个例外，易卜生《群鬼》的影响是重要因素，更有戏剧写作与小说写作不同“惯例”的制约等等。）“肖子” 不再是文学兴趣集中的形象，人们乐于看到或者写出两类“变异”了的“不肖之子”：坐吃山空的败家子——“蛀空树干的虫子”（克安、克定之流），和大胆反抗命运的叛徒——“脱离枯树的绿叶子”（觉慧、觉民、琴等等）。他们分别代表着一分为二之后的两种不同命运。微妙之处在于，谴责前者的“不肖”与赞扬后者的“不肖”意味着对先辈采取了某种不易为人察觉的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