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在”家”里失去的，应该去哪里找到？|重读《家》(4)

爱情作为神话咒语的两重功能：诅咒与超度，完满地实现在这些死者美丽凄婉的形象上。
巴金对自己的小说常作意犹未尽的解说，那些序、跋、后记、创作谈往往自行解构了小说本身。实际上，巴金的大嫂虽亦曾被迫到城外生产，却并未因此去世；“梅”的原型在有情人未成眷属之后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十几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儿女，……成了一个爱钱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鸣凤”的原型翠凤亦未投湖，她拒绝做巴金远房亲戚的姨太太，宁愿后来嫁给一个贫家丈夫。加工证明了意识形态完满性对作家的控制，意识形态的交战杀死了小说的人物。死者封闭了探索爱情作为意识形态神话的途径，或者说，正好标出了“五四” 新文化的结构性缺损的位置。女性被历史性地凝结在两个互补的瞬间姿态上：逃向死亡的美丽而凄婉的姿态（鸣凤），逃向生路的美丽而决绝的姿态（淑英）。“家”之门被抛在她们身后，沉重的关门声回响至今。这一画面定格的解疑，在巴金的创作中，要到《寒夜》才见端倪：
“新女性”曾树生进进出出的“家门”多元化也复杂化了。后话不提。

《家（1957）》中的鸣凤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价值的递升是价值虚无主义的逻辑思路，总是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来否定我当下的执着。治愈觉慧的内疚的良药不正是“事业”、“社会”、“广大的世界”么？北京来的新书报、《利群周报》社的活动、觉慧从上海寄来的信和文章，这些在《激流》三部曲中占了相当篇幅的叙事，尽管对后来的读者的阅读耐力可能是个考验，却是小说必不可缺的部分。一切在”家”里失去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友情、爱、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意义、奋斗的目标。倘若巴金拟想中的第四部小说的书名是《群》，则这些活动正是从“家”走向“群”的预演或排练。“青春／衰老”的二项分立具有时间向度和生理学的意味，“年轻女性／糟老头子”则叠加上了性别和美学的色彩，“家／群”、“狭的笼／广大的世界”更展开为空间性的二项分立。然而“群”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家” 呢？
至少，巴金本人在1950 年的上海首届“文代会”上曾真诚地说：“会，是我的，我们的家，一个甜蜜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