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教材事件被遗忘，日本动漫一个异常转向却令人警醒(3)

漫画能够成为表达的主体，离不开两个客观的环境。一是公共领域的崩溃与重建。战后初期，日本公共领域成为一片道德焦土，进步知识分子痛感战争中“国民主体性”缺失的问题。例如，丸山真男曾揭示道，在战争体制下，“所有私事都假借公名……个人利害无限制地侵入国家内部”。既然曾经的公共规训是虚假与无效的，那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必然发生错位，没有经受军国主义规训的孩童理所当然被视为新时代的希望，原本“等而下之”的漫画创作于是成为新的公共知识生产者。二是乱中崛起的漫画市场。战后初期主流出版界与新闻界被强力整顿，加之物资匮乏，纸张主要被用于印刷新闻报纸和大出版社的严肃作品，大众娱乐内容极度贫乏。于是一些小出版社采用劣质纸张，通过盗版或者模仿、拼接美国漫画内容的方式，出版大量篇幅较长、情节新奇刺激、个人英雄主义浓厚的所谓“赤本漫画”，制造出一个独立的甚至对抗性的未成年阅读市场。
手冢的《新宝岛》也属于这样的出版物。
手冢作品的批判属性，在于把儿童视为优于成年的“未来人”，希望在传达“生命的尊严”的基础上建立“儿童（自己）的文化”。并且，这种期望并非限于朴素的反战人道主义，而是有明确的进步政治内涵。手冢作品中的知识自觉有着丰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虚构叙事框架下对全球性知识的共鸣与吸纳，可见于改编自德国同名经典默片的《大都会》。《大都会》描写了拥有绝对理性的机器人劳动者的命运，一方面反映出统治阶级与底层群众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延伸出对生命问题的思考。第二个层次是对日本战后社会的直接批判。70年代创作的《奇子》，以一个封建地主大家庭的无辜少女的遭遇为核心，糅合了战后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社会的诸多真实事件，将军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残留阴影、美军占领下的冲突与暴力、进步力量的抗争、官僚腐败，以及不同政见的年轻人的命运尽皆展现。
第三个层次则尝试超越特殊性描写，展示更为系统性的哲学思考，可见于未完成的长篇《火鸟》。故事以“饮用火鸟之血可以长生不老”的设定为基点，描写不同时空中的生命体（不仅限于人类）与火鸟关联的故事，在每个小故事展示生死欲望的无望循环的同时，也在摸索关于正义与希望的哲学线索的螺旋上升。
在战败的社会迷惘中，手冢的革命性技法与对现代性的揭示，既对抗着旧体制，又参与了新体制的建构，把动漫这种等而下之的娱乐变为一种“志业”。在这种生命力下，无怪乎有无数儿童读者受其影响，投身于动漫志业，诞生了宫崎骏、藤子不二雄、石森章太郎等日本动漫文化的标杆人物。这种战后一度轰轰烈烈的“边缘的主体性”意识虽然随着保守秩序重建而褪色，但仍潜伏在动漫文化的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