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世界”到“小世界”：游戏研究的人类学资源及其当代视野(3)

（一）作为跨文化样本的游戏
相对于聚焦虚拟“小世界”的数字游戏研究而言，赫伊津哈的这种取向可以说代表了一种“大世界”的人类学游戏观：游戏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文明当中，它与宗教仪式等其他的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s）息息相关。也正如《游戏的研究》（The Study of Games）这本前数字时代的经典游戏研究汇编所概括的，那时的研究者确信，被忽视的游戏对任何社会而言都具有经济利益与生存需求之外的价值和功能[7] (P.2)。
在人类学成为独立学科的19世纪晚期，游戏的样本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搜集、比较和分类。有两位人类学家为游戏的跨文化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人类学之父”E.B.泰勒被认为是第一位明确指出游戏可以提供文化联系线索的人，事实上也是在现代人类学意义上第一个对游戏进行系统研究的人类学家。泰勒在19世纪末游历美洲的过程中重点关注了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游戏，并写下了《论古代墨西哥的帕托利游戏及其可能的亚洲起源》（1878）、《游戏的历史》（1879）、《关于哥伦布时代前亚洲人交往的证据——美国抽签游戏的报告》（1896）等文。他认为不同于扔球或摔跤等简单游戏，当高度相似的复杂游戏（比如棋）“出现在两个地区时，一定是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或者从一个共同的中心转移到两个地区”[8]。因为复杂游戏的元素之多、规则之丰富，使得从组合概率的角度上讲，两个地方出现相似游戏只能是传播而不是巧合的结果。
他坚持认为，阿兹特克人的棋类游戏帕托利（Patolli）是在哥伦布时代之前从印度传来的帕奇斯（Pachisi）的变体[9]。这个论断也成为20世纪中期，在争论文化的单一起源与多起源时被反复提及的例子，如著名的文化演化论者克鲁伯（A.L. Kroeber）认为，如果帕奇斯是从印度传到墨西哥的，那么解释不了为什么几乎与之相关的其他文化形式都没有被墨西哥人接受[10] (P.551-553)。

阿兹特克人的棋类游戏帕托利（Patolli）
另一位游戏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同样也是游戏普遍主义和游戏传播论的支持者，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库林（StewartCulin）在帕托利的问题上也并不太同意泰勒的说法。他认为帕托利是美国土著制度直接和自然的产物。[7] (P.112)库林被认为是19-20世纪初人类学领域最重要的游戏学者，他曾任职于纽约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博物馆，是美国人类学家的编委会成员。库林对亚洲文化很感兴趣，多次前往日本、中国、科尔卡和印度考察，“带着他的车费、一支铅笔、一套想法和一个微笑出发，然后带着同样的微笑、更多的想法和许多包装箱回来，里面的东西被用来在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展览厅里”[7] (P.55-56)。188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游戏的册子《中国游戏与骰子》，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很多游戏相关的著述。他在800页的北美印第安游戏专论中将印第安人的游戏分为运气类（比如掷骰子）和技巧类（比如射箭、球类运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