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世界”到“小世界”：游戏研究的人类学资源及其当代视野(4)

他认为这些游戏的起源是魔法仪式，应当说所有游戏的背后都有一个仪式，游戏用品总是作为仪式中最重要的祭品或服饰。一些部落中，仪式消失了，但是仪式的残存——游戏——则作为娱乐保留下来，因此这些部落的游戏可以说是仪式与娱乐的中间形态。库林让游戏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显露出来，且总是与宗教信仰和实践密切相关。
后来，泰勒和库林都因为过于注重游戏的相似性而忽视了差异性而被诟病，但他们对游戏的兴趣在美国学界得到发展。在这种跨文化比较的思路里，游戏是各个文明和社会中某些文化形式退化后留下的残存，被用作追踪文化联系，因为在游戏中经常能发现借用或改编自其他民族游戏材料的证据，它们也被作为宗教仪式的低配版本，无处不在地显露着文化进化论所关注的遗迹特征。同时，他们的研究也都包含着一个显而易见，又极易被忽视的结论，即前现代土著社会的所有游戏都是集体性的，游戏规则即是集体形成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规则。这一点也为研究数字时代的游戏互动留下启发。
（二）通向一般性理论的游戏
跨文化收集与分类的兴趣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人类学家曾像现在的游戏学者一样呼吁研究游戏的重要意义[12]。他们从当年的跨文化人类学档案中获益，通过对全世界范围50个社会样本的民族志材料的分析，将世界范围内的游戏分为机会类游戏、策略类游戏和身体技能类游戏。此时的人类学家秉持着一种古典主义的理论旨趣，他们借助这种覆盖全世界的跨文化分析，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在世界范围的游戏中，策略游戏往往与社会制度有关，机会游戏与宗教信仰有关，而身体技能游戏可能与环境条件有关[13]。他们还发现，游戏的创造几乎不受技术和物质环境的约束，往往简单的技术和物质元素能够产生规则极为精妙的游戏，比如围棋。
如果说学术研究的潮流和成果本身也是文化现象的话，那么《游戏的研究》（The Study of Games）这本汇编本身就能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集中地总结了“大世界”的研究取向。这本诞生于1971年的“古早”游戏研究集锦，可能是数字游戏研究领域知名度、引用率最高的一本非数字游戏研究的社会科学类著作，它长达500多页，囊括了自19世纪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在内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在跨文化比较、综合各个学科视角的基础上勾画一个游戏研究的版图。
这些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人类学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在传统游戏被它的现代版本完全取代之前进行收集和研究。当代数字游戏的繁荣和传统游戏的相对没落似乎暗合了他们的预感，这种抢救式研究是明智的，因为在这些后来快速消逝的样本中，他们确认了游戏的普遍特征、功能和世界性的分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