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世界”到“小世界”：游戏研究的人类学资源及其当代视野(6)

游戏也不再被视为仪式的简单或退化版本。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曾经相当明确地概括了游戏与仪式的不同。虽然从哲学维度上看，二者都是规则系统，都超越日常，但这两种超越性的效果并不相同。首先，游戏会形成分离性的、差异性的结局，参与者之间在最初本来是平等地位，结束后会分出胜负；而仪式则促成融合性的、趋同性的结局，初始状态时不平等趋于平等，相冲突的神圣和世俗会融合起来，指向统一的目标。其次，仪式的目的是带来确定的结果，而游戏却旨在导向不确定的结果，这种不确定具有合法性。最后，游戏的合法不确定性使它们总体上比仪式的有序场面要灵活[18](P.30-32)。斯特劳斯没有将仪式作为更高位阶的文化形式，相反，他跟赫伊津哈一样，将仪式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游戏。
游戏研究也体现了20世纪后期人类学研究从马克思-唯物主义向韦伯-象征主义的转向，格尔茨1973年的《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即是这种转向中挥动着“意义”之剑的名篇。格尔茨带来了一种深受韦伯思想影响的解释性文化科学，他将巴厘人的斗鸡命名为边沁意义上的深层游戏（deep play），以说明文化现象如何解释其自身，并提出要将文化现象作为文本集合或者说能够映照现实的象征结构来理解。斗鸡的胜负所代表的地位角逐，最终是对巴厘社会总体文化的表达。格尔茨并不是因为“游戏”本身而对斗鸡感兴趣的，他在文中写道，斗鸡对于巴厘人的生活非常重要，以至于“不仅仅是一场游戏”。他也用“仪式”“比赛”“赌博”或“赛事”等词来替换“游戏”这个概念[19](P.484-534)。然而，正是在巴厘斗鸡游戏的研究之后，格尔茨用意义取代了功能，从此改变了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并将关于意义生产的民族志方法带入当代游戏研究的视野。

2013年11月3日，印尼巴厘岛吉安雅，印尼本土斗鸡比赛精彩纷呈。
与格尔茨相似，在游戏中发现“角色竞赛”的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民族志则是在大都市拉斯维加斯展开的。这位特立独行的社会学家关于戏剧与框架的知名理论来源于他早年对游戏的浓厚兴趣。戈夫曼曾经在拉斯维加斯担任21点游戏的荷官，可以说是运气类游戏的深入洞察者。他的研究发现，赌博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是因为模拟了“真实人生结构”的竞技场，人们在牌局寻找的是无法在风险事件中展现自身人格和参与命运塑造的英雄主义行为，他们要通过赌博游戏，让自己暂时从官僚科层压抑的现代社会解脱，转而投入无限可能的状态中[20](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