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世界”到“小世界”：游戏研究的人类学资源及其当代视野(5)

对于前现代时期的原住民社会而言，游戏是自然而然和必不可少的，是在本能影响下进行的身体训练和包含教育、协作等在内的社会化过程。游戏的功能总是隐性或暗示性的，像音乐、故事、绘画一样，不参与满足人类直接的生存需求，而是与诸如狩猎、宗教等高度相关的表达性模型（expressive model），也是对环境或自我、社会系统和超自然现象进行掌握的练习。在后续更知名的人类学家的探索中，克鲁伯强调了游戏在发明创造中的作用，默多克（George P. Murdock）则对竞技游戏在解决冲突中的作用进行了解释[14]，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游戏作为亲属关系的表征[15](P.83-84)。人类学家也为民族志方法在游戏研究中的核心作用达成了一致意见，“游戏的收集、记录、描述本身是有意义的，为了收集游戏，人们不需要成为游戏专家，只要能从头到尾记录下来就是很宝贵的贡献”[7](P.17)。
当中一些研究虽然难掩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但毕竟让人类学家们在游戏研究的问题上获得了一种整体性的思路，即游戏的形态取决于社会的其他方面，可以说，游戏是“总体社会事实”的一个部分。这种一般性理论的追求在人类学中保留至今，游戏仍然被认为是对社区整体生活的评述（commentary）[16](P.1)。
一般性理论的取向所带来的启发是，某些仪式消失后会留下作为残存的游戏，但是人类并不是只有在宗教仪式、生计劳动停止后才开始游戏，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与游戏也许总是并行不悖的，越发专业化的经济活动，比如农耕起源之后，游戏才随之分离而逐渐成为现代意义上“专门的”休闲与消遣。
（三）超越日常的游戏
在20世纪的后半段，伴随着意义、象征、结构（主义）等研究关键词逐渐取代了功能、传播、模式，人类学家在各自关心的范式之下，从游戏中的静态规则和文化遗迹，转向游戏中活生生的社会过程与人性展演，探讨游戏区别于其他活动之于人类日常的关系与意义。
游戏不再只是一种服务于社会日常的功能性文化活动，也不是日常的简单映射。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他《关于游戏与幻想的理论》中提出游戏的元交流（metacommunitive）理论，即游戏是关于交流的交流，“这是个游戏”的共识在游戏之初创造出一个悖论性的框架，这个框架中的游戏行为都关于或指向非游戏（non-play）的行为，但又并不代表这些行为通常所代表的意义（比如打闹并不代表肢体暴力，玩笑并不代表言语攻击），所有的游戏参与者必须在主观上提醒自己“这只是个游戏”[17]。贝特森结合精神病学相关理论说明，游戏呈现出了人类与日常暂时脱序的一种方法，是与周遭世界建立不同类型关系的活动[3](P.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