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景观：“七月半”——节俗、变迁与大众文化想象(3)

如一些论者所言，在信仰民俗的节庆空间中，人们都是“乱了食谱的厨师”，他们在“这口大锅里，把佛道两教的什么教理、仪式、方法和神谱大和大搅，变成一锅大杂烩”，只须“津津有味地品尝咀嚼”这些“喜闻乐见的形式”。（朱小田《吴地庙会》）
除了现实的惠利与娱乐，“七月半”节俗的此世性更体现在人们在亡灵想象中寄托的对现实生活的功利性愿望。这“一日三节”的信仰—想象空间中蕴涵着人与鬼、此岸与彼岸世界的关联、互通意味，人们希望通过利用、引导这种关联性为现世生活造福。人们在“七月半”礼敬亡灵、“慎终追远”是为了让先人保佑在世者，点灯、烧纸等也是为了引导、祭慰孤鬼，防止其作乱，保证现世的安宁。正如韦伯所言，“由宗教的或巫术的因素所引发的行动之最基本的形式，是以此世为取向的”，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与现世的“日常生活里有目的的行动”密不可分，“其目的也主要都是属于经济性的”。（韦伯《宗教社会学》）
因而可以说，传统的“七月半”节俗有着三节合一的特征与信仰—想象、世俗—节庆两重空间，现世的节庆空间以彼岸的信仰空间为基础和指归。有着信仰背景的“七月半”节俗却具有鲜明的此世性：人们在节庆中获得惠利和娱乐，也寄寓着对现实生活的功利性愿望。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七月半”的信仰依据受到科学的质疑，其节庆空间也很大程度地萎缩了。
社会变迁与节庆空间的收缩
曾有地方文化论著对“中元节”作出这样的界说，认为它“是我国古代节令中最迷信、最缺乏现实意义的节日”（章振华《无锡风俗》）。虽然诸多传统节俗都与亡灵信仰相关，但“七月半”与“鬼”似乎有着更为显豁的关联，因而在现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中几度被视作破旧立新的“迷信”靶子。即使在重扬传统文化、致力于“非遗”保护的今天，以“迷信”指摘“七月半”的话语仍然存在。
清末民初之时，就掀起了“移风易俗”的社会风潮，民国建立以后，多地的“七月半”节俗都受到影响：“申月十五日为‘中元’，清制于此日祀厉坛，今废”（俞家骥等《临晋县志》）；“是日为‘中元日’，官祭厉坛，如清明，民国亦不举行；是夕亦有放河灯者，然不如郡俗之盛也”（陶宗奇等《昌黎县志》）。破旧立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舆论话语对传统节俗的看法大都开始转变。1919年8月的《申报》连续两天报道了上海的中元节，其中《中元节出会闯祸》开篇就称“本邑城隍于前清时每年‘三节’本有出会之举，入民国后此风已不多见。本年因疫症盛行，一般迷信之愚民佥谓此举足以驱疫，昨日适逢旧历中元节，……”接着对中元出会时的一场事故进行了报道。同期《中元节闸北之怪现状》则这样评说了当日市民（“本埠理发匠及浴堂堂倌扦脚之类”）自发举行的盂兰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