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景观：“七月半”——节俗、变迁与大众文化想象(4)

“招摇过市，丑态百出，以毘连租界之闸北发现此种怪状，殊可叹也。”报道中着意突出参与者的卑微身份与节俗举办地与租界的“毘连”，无疑是在以一种西方“文明”影响下的“新立场”审视传统。次日《申报》又刊出一则《再志中元节闸北之怪现状》。而此后数年的《申报》中都不乏呼吁或是报道中元节俗废止的文章，如言“愚夫愚妇，趋之若鹜，将宝贵之光阴，耗于无益之举，真无谓也”（《家庭间应革除中元节》），又如“……以除迷信，如有假名盂兰胜会，捐资建醮等情，准将为首之徒，拘署罚办，以儆效尤”（《查禁中元节之盂兰会》）。
从这些报道文献中不难看出，虽然“七月半”节俗在现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中被官方或是主流舆论所贬抑，却仍然有着“有意”甚至是“顶风为之”的参与者。在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时期，旧俗虽遭反对，上海的“七月半”竟依然热闹：据报道，1935年的中元节大雨倾盆，人们却竞相到城隍庙祭拜，“人头挤挤，肩摩踵接，拥挤之状，不减往年气象”；“虽社会经济衰落日甚，此种祈求神助之侥幸心，未尝稍杀也”。（问渔《新生活与中元节》）实际上，正是由于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人们才在民俗节日里通过信仰—想象的方式祈求彼岸世界对现世的护佑，这也是“七月半”这样的民俗节日“以此世为取向”的功能与特征。因而虽然现代以来“七月半”外在的各类祭祀、集会活动的节庆空间被不断控制、压抑，但它内在于人心的信仰和想象空间却始终存活在民间；
也正是由于信仰空间的基础与支撑作用，“七月半”节俗才没有消亡。在主流控制松动和社会现状不如意的间隙，公共性的民俗节庆甚至会发生“反弹”；但整体上来说，伴随着近代以来移风易俗的社会变迁，“七月半”节俗的节庆空间呈现了收缩的态势。
建国后的崇尚科学、反对迷信，也对这一传统节日造成影响。以江苏无锡为例，旧时的“七月半”，人们会在城中崇安寺的“皇亭”中请和尚做法事，求城隍超度孤魂，举行所谓的“恤孤会”。但在1947年以后，无锡的“恤孤会”便消失了。（章振华、华钰麟《无锡民俗》）另一方面，虽然传统民俗文化在“新时期”以来也受到并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但这无疑是一个选择性建构的过程：有取必有舍，那些更具有民族性、代表性的民俗事象会受到更高的重视。“七月半”祭祖追远的文化蕴意很大程度上与清明节所共有，加上它相对浓重的宗教背景和历史上屡被评说的与鬼魅“迷信”的密切关联，因而并没有被突出地“树立”起来。当代“七月半”的祭祀活动也大都是市民自发、零星地在家庭内举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公共性的节庆。而与它在大陆的现状相比，中元节在中国香港、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这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却又较少经受近代以来一系列反传统的历史运动冲刷的区域则是一个至今都十分重要的节日，“中元节（潮人盂兰胜会）”还作为香港地区的民俗入选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