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景观：“七月半”——节俗、变迁与大众文化想象(7)

当代大众文化构建起的“鬼节”的想象空间事实上建立在人们相信鬼并不现实地存在这个认知基础之上，这也是“鬼”的恐怖感得以转化为娱乐快感的前提。伯克在论述“崇高”这个审美范畴时就说过：“如果危险或者痛苦太过迫近我们，那它就不能给我们任何愉悦，而只是恐惧”，但如果主体与对象具有一定的距离，对象唤起的恐怖感就能转化为愉悦。人们从讲述他人不幸的艺术作品中获得审美快感，“绝对必要的条件就是我的生命没有遭遇到任何迫近的危险”，对于“鬼节”大众文化产品的受众来说尤其如此。“七月半”的大众文化空间利用和渲染了“鬼”所关联的恐怖、危险的观念与想象，而非指涉实在的危险情境；而“当我们有着痛苦和危险的观念，但其实并未身处其中的时候，它们就可以称为欣喜”，快感也就产生了。（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回到传统“七月半”节俗的二重空间上，其中的信仰—想象空间在大众文化中被改造和重构了：大众文化津津乐道的其实只是“鬼”这个富有刺激性的能指，但它在传统语境中所指涉的宗教背景、伦理意涵都被省略了，这样的“鬼节”想象其实就是一场符号能指的游戏。传统意义上现实性的世俗—节庆空间在这里也被取消，其负载的娱乐功能则被转移到非现实的虚拟世界之中。
除此之外，大众文化中的“鬼节”还去除了传统“七月半”“以此世为取向”的现世的功利性。传统节庆空间的指归是敬神、娱神，进而求取现世的安宁，它带给人的娱乐功能则是附属性的。但大众文化的“鬼节”想象基本没有现世功利性的考量，而成为纯粹的娱乐与游戏。在巴赫金看来，真正的节日正是要“拒绝任何实用的考虑”，它“恰恰摆脱了各种功利性和实用主义；这是暂时通向乌托邦世界之路”。（巴赫金《拉伯雷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大众文化流失了传统内涵的“鬼节”想象是不是多少具备了这种纯粹节日的“乌托邦”式的功能？它与平板、功利的日常生活相区别，能使人获得些许的刺激、纾解与愉悦。
然而站在传承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如何面对“七月半”节俗古今地位的落差，如何辩证地看待大众文化中的“鬼节”，这些都值得引起持续性的思考。
（本文原刊于《文化艺术研究》2013年第2期，经作者修订后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