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聊天录（12）：朱嘉明领读《善的脆弱性》之前与之后的讨论(14)

我并不想评论甘阳的这种意图是不是正确，我只是评论甘阳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当我们对于以希腊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或者古典的思想做探讨的时候，你有非常丰富的文本作为基础。以中国代表的东方，那么你就会遇到文献和古希腊相比的文献上的困境。你可以有老子的东西，也可以有孔子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讲，更多的是基于这些文献，后人不断地诠释，而不是文献本身，文献本身是相当有限的。
另外，我今天讲了一些，对应古希腊哲学家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思想史上很快就走到非常实用主义的阶段，法家崛起，商鞅的思想，商鞅的老师的思想，就是例证。春秋战国，特别是进入战国时代，整个中国的思想就走向了相当大的衰落。
和古希腊悲剧对应的是中国，是《诗经》时代。《诗经》并没有剧情情节。中国真正有剧本的时代，应该是进入到南宋之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东西方两边的文献和思想的资源的基础差距多大，甘阳的这条思路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建立比较的基础。我主要是想补充这样一点。
姜奇平：因为您说起这个，我突然感起兴趣来了。甘阳的学生，他们提出了这么一种方法，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汉语文献的整理，但是他里边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东西方术语不同的问题。他们找了一个总的源头，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与“四因说”作一一对比。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就是牟宗三。牟宗三是把西方所有的从古希腊到德国的哲学，和老子的哲学和孔子的哲学做了一一比较。那么甘阳的学生们现在也在以“四因说”为蓝本，在进行东西方比较。不知道此路是否可通？我刚去买了牟宗三的《四因说演讲录》，有一大本，我还没看呢。
朱嘉明：我对“四因说”没有学习和研究。但是，这正说明了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困境，不然的话，完全没有办法比较。
我今天讲到，就是西方哲学的开山鼻祖是公元7世纪，还是希腊提出来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源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终极问题。以这样的终极问题做比较，就会发现西方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终极问题。中文文献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终极问题，需要通过你的解释和推理接近终极问题，这就是我认为现在的困难所在。
我们需要通过后人诠释，挖掘出它之后的一层次、两层次的含义，来证明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的一致性。例如，阴阳八卦，一定要证明和今天的计算机语言有直接的关系。一个近似的东西拿出来，有把它拔高之嫌。可以这样说，任何人都会觉得你这样说是这个中间的推理的过程太长。所以我觉得甘阳他们可以试，但是会遇到巨大的困境。就像基督教想在中国文字中找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一样，他们也找到了一些，最终还需要提供更大说服力的文献和证据。我就补充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