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侦探·工匠·小说家——双雪涛访谈录(8)

双雪涛：我近几年写中短篇比较多，这里头有阴差阳错的原因，因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写了两部长篇，都无法发表，费了挺大的劲，发表不出来，很受挫败，就开始写短篇小说，船小好掉头，一晃一直写到现在。我对长篇还是有一种向往的，不是特别特别长的那种，步子可能不能迈得太大。不是说长篇就比短篇重要，而是说，有些东西好像只有到了一定体量才能完整地表达，所以写长一点的东西也是一种自我刺激的方式。这东西不能强求，可能写着写着就有了。
李雪：“70后”“80后”作家多少都受先锋文学的影响，比较注重写作技巧的探索，你也说过，自己有匠人精神。注重艺术品的品相、尽量精致、使讲故事的方式新奇可能也是你的追求。但目前作家在技术上谋求突破是不是比较困难？你多用多声部，或双线并行的方式来结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光明堂》《飞行家》《刺杀小说家》《天吾手记》等看似是不同的，但在结构上其实具有某种趋同性。包括你的短句子、对话的口气、叙述口吻都颇具个人风格，已经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了，但太具有个人特征容易形成写作惯性。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遭遇到技术难题了吗？你觉得自己的突破应该在哪里？
双雪涛：我觉得写作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另一个层面，一个人每天都想着突破，是挺痛苦的，好像田径运动员要破自己的记录，我不太用突破这个词，听上去太厉害。我比较喜欢用变化这个词，如果你的想法有变化，认识有变化，人生有变化，你的文学多少会有变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现在不太重视写作人的自然性，比较爱强调他的主观能动性，我觉得两种都有意义。
李雪：现在我们要求文学提供精神出路其实是对文学的为难。在你的小说中，除了人本身对尊严、体面、善的守护力量，很多时候宗教或者说宗教精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请谈谈你有意识地将宗教引入小说的考虑。
双雪涛：我并不是特别有意识地使用宗教，有时候我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或者说，我在中国的世俗社会里找不到一个我要找的对应物，所以只能这么弄。宗教是一个特别精神性的东西，尤其是在它进入文学之后，这一点特别适合作为一种上层的表达，人的肉身怎么能迅速地享有精神性，这些东西有时候小说里是需要的，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我不太喜欢人特别匍匐，这可能也是我的局限。
李雪：下面我们谈谈具体的小说和人物吧。《平原上的摩西》应该是你的小说中最受关注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被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李守廉和傅东心，他们俩的意义承载是相对明确的。有批评家说傅东心这个人物“比较苍白”，但我非常理解你对傅东心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