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芬奇到桑塔格，博识者会成为时代的眼泪吗？(3)

- Beth Walrond -
在关于“犹太人博识者”的一节中，彼得·伯克引用了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文章《犹太人的智力优势》，并且他也指出，他名单中的犹太人直到19世纪中期之后才频繁出现，大约是伴随犹太启蒙运动*（Haskala，一项向犹太人介绍西方世俗学问和文化中的运动）而开始的。在犹太人博识者中，最著名的犹太人包括著有《论犹太人问题》的卡尔·马克思。在伯克所列的500人的名单里，出生在1817年后的“250人中有55人是犹太人”。
*译者注
Haskala，来自希伯来语，也称为犹太启蒙运动（Jewish Enlightenment），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中东欧，旨在使犹太人接受欧洲语言、犹太语，以及世俗教育。
博识的兴盛主要在17世纪，伯克认为在这个时期，“欧洲人度过了一段延长的自由时光，一方面传统对好奇心的怀疑与压制逐渐式微，另一方面智力的劳动分工方兴未艾”。新世界已经被打开，而“新的知识正在不断涌来，撩拨着学者们的好奇心，却又不至于吞没他们”。而在19世纪中期以前，富于才智的犹太人仍然主要关注在《塔木德》和其他更严格的犹太教经典中。巴尔·谢姆·托夫（Baal Shem Tov）、维尔纳·加翁（Vilna Gaon）以及他们的信徒关心着那些他们认为远比博识重要得多的东西。
然后就出现了我认为的智力怪胎。其中大部分人我在读这本书之前都不了解。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据说了解不下30种语言。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773–1829）被认为是“最后一位全才”，他是一名物理学家，会西伯拉语、叙利亚语、撒玛里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发表过人身保险、声学、光学等主题的论文。贝尼托·赫罗尼莫·费伊豪（Benito Jerónimo Feijoo，1676–1764）是一名被描述为“学习怪人”（a monster of learning）的本笃会僧侣，他写过（引自伯克）“神学、哲学、语文学、历史学、医学、自然史、炼金术、占星学、数学、地理、法律、政治经济学、农学、文学、水文学”方面的内容。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1800–1877）是一名杰出的数学家，兴趣涵盖光学、化学、摄影、天文学、词源学，以及对翻译可靠性的研究，而在此之外他仍尚有精力担任威尔特郡奇彭纳姆（Chippenham）的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