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国

安徒生“《卖火柴的女儿》是我有一次出国旅行，路上在格拉司丁堡停留了几天的时候写的”，回忆起那次兴之所至的创作经历，安徒生说道，“当时我接到福林克君一封信，要我照着他信内附来的三张画片之一，替他的历书里作一篇故事。我所挑的一张是一个女孩子拿着许多火柴的画片”（安徒生著、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他自己的记载》，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他绝不会料想到，这篇在行色匆遽中灵光乍现、挥笔立就，与一般童话判然有别的小故事，时隔约半个世纪之后，居然会在遥远的中国大受推崇，相继出现过数十种译本，并被选入各类教材和读本，由此还衍生出不少形式各异的文艺作品，吸引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探寻其魅力之所在；而与此同时，受到中西文化差异、社会环境迁变、意识形态递嬗等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其创作主旨又无端招致诸多或有意或无意的漠视、误读乃至斥责、批判。
一、首译的问世与风行
早年以文言翻译过《皇帝之新衣》（收入《域外小说集》，群益书社，1921年）的周作人，曾经慨叹这类作品“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域外小说集序》）。不过他还是抽出时间改用白话翻译了一篇《卖火柴的女儿》（载《新青年》第6卷第12号，1919年），并在当年风靡一时。西谛（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中对此给予过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先前由于时机尚未成熟，安徒生的作品并没有引起中国读者的充分重视，“到了‘五四’之后，我们的思想，经了大变化，《新青年》成了青年的指导者，于是周先生译登在《新青年》上的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才为大家所十分注意”，随后以此为契机，“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的有人译了”。
从中不难窥知周译《卖火柴的女儿》在安徒生童话汉译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