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国(2)

周作人译《卖火柴的女儿》周作人此前在《人的文学》（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中就已经大力倡导创作时应该“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尤其指出，“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而在此过程中绝不能妄自尊大，“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稍后在《平民文学》（载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署名“仲密”）里，他再次强调文学“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为此他也希望有志者“能翻译或造作出几种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作品”。着手翻译这篇《卖火柴的女儿》，毋庸赘言正是在身体力行自己的这些主张。当看到小女孩在“寒冷阴暗”的雪夜中“光着头，赤着脚”，“冻饿得索索的抖着，向前奔走”，但在幻觉中又一直憧憬歆羡着“温暖的炉火，好的烧鹅，美丽的圣诞树”，祈求生前疼爱自己的“清净光明，和善可爱”的祖母能够带着自己一同离开，而最终“坐在拐角，靠着墙，两颊绯红，口边带着笑容——在旧年末夜冻死了”，相信每一位善良的普通读者都会为之黯然神伤，一掬同情之泪。
周作人在译文最后另附识语，除了根据安徒生的个人自述介绍这篇作品的创作原委，还惋惜当年他运思落笔时所依凭的画片没能留存下来，“但他集内丹麦人Pedersen的插画，有两张小图插在这故事里，也非常得神”；又特别留意到“他写这女儿的幻觉，正与俄国平民诗人Nekrassov的《赤鼻霜》诗里，写农妇在林中冻死时所见过去的情景相似。可以同称近世文学中描写冻死的名篇”。足见他选择这篇童话故事来翻译，事先经过一番细致的蒐求和考量，绝非率尔操觚之举。周译本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有一段很容易被今人忽略，在现代汉语史上却相当耐人寻味的小波折。汉语中用作第三人称单数的代词原本只有“他”“其”“伊”“彼”等，并不能据此直接区分男女性别的差异。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的周作人为此曾与友人刘半农往还商讨，在翻译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短篇小说《改革》（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时，他在译者题记中就议及此事，“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然而这个凭空生造的“她”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
经过再三斟酌，周作人决定仿效日语中“彼女”的造词法，“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最初发表译作《卖火柴的女儿》时，他也沿用了这一方法，故事中凡是用来指称小女孩的地方，一概使用“他”字后附加小字“女”的方式以示区别。对周作人这样别出机杼的大胆创新，很快有人提出反对和质疑。胡适在翻译莫泊桑的小说《弑父之儿》（连载于1919年1月26日、2月2日《每周评论》，署名“适”）时，于文末附注内明确提出，“我不赞成用‘他’字下注‘女’字的办法，故本篇不曾用这法子”。钱玄同更是直言不讳地批驳这一权宜之计“有些‘不词’”，“还是读‘他’一个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周作人在回应时也坦承，“非但有些不词，实际上背了用代名词的本意了”（钱、周两人所言俱见《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