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国(22)

在稍后问世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年）里，叶君健的态度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在书中再三强调，“安徒生是从穷苦人中来的，所以他切身地体会到穷苦人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所受到的委屈和痛苦，因而他知道统治阶级的残忍和没有良心”，“安徒生反对阶级社会的不公平和没有正义。他用极大的同情和爱，描写劳苦的人在这个社会里所受的委屈和痛苦”，与时俱进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重新衡量自己熟悉的作家。此前令学者最称道的是安徒生具有超越阶级的平等观念，“无所谓尊贵、卑贱，大家都是世界上的一个‘人’”（赵景深《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而此刻摇身一变，他居然成了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的劳苦大众代言人。叶君健又极为“辩证”地分析道，安徒生创作《卖火柴的小女孩》，既是“对于不合理的阶级社会发出严正的抗议”，反映了他“同情广大的劳苦人民”，但也暴露出“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缺陷，“不知道只有通过斗争他们才能走上幸福的道路”。
对安徒生热切宣扬的“上帝的‘仁慈’和‘博爱’”，他更是直斥为“一个幻想”，并认为安徒生后来同样“对上帝失去信心”，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以致晚年作品“隐隐染上一层感伤的气氛”。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叶君健都维持着诸如此类的观点，有时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在《鞋匠的儿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中，他就挑剔这篇童话“可能在感情上给读者一定的安慰——也可以说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麻痹。但它却不能说服读者——甚至也不能说服作者本人”，这也就导致作者“产生一种无法解脱的、抑郁的、甚至虚无的情绪”，给他中年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消极、不健康的因素”。到了《芭蕾舞〈卖火柴的小女孩〉》（收入《叶君健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文里，他更是振振有词地说，“在这个童话发表的时候，《共产党宣言》还没有发表”，惋惜安徒生未能在其指引下有所觉醒，不懂得劳苦大众必须紧密团结，“与剥削阶级进行斗争，推翻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得救”。
他此前热情颂扬安徒生“热爱我们人的世界、人的智慧和人的创造”，“用丰富的幻想、活泼的语言和真实的感情所写出来的这些诗一般的童话”（《安徒生童话选集·前记》），此时都讳莫如深，被黯然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