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国(20)

在许多中国读者心里，这篇童话的主旨就在于暴露黑暗、反映现实，因而对此格外不能容忍。许钦文就批评说，“这只于无可奈何中给死者戴上个花圈，聊以自解自慰，所谓精神胜利，并不是好的办法；我们现在需要实实在在能够使得灵肉一致的平等方法了！”对最为赵景深击节欣赏的“自我安慰”完全嗤之以鼻。朱剑芒等人也提示道，这篇童话的要旨是表现“饥寒交迫的小女儿，虽至冻死而绝无人怜悯”，“至于小女儿临死前所见的种种幻象，那更显然是理想的描写，而绝无这个事实的”（朱剑芒、陈霭麓编著《初中国文指导书》第三册），读者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星认为安徒生“在取材上偏重于美的幻梦的空构”，虽然是为了用真、善、美的事物来替孩子们塑造“友爱、和平、自由的人生观”，可是等他们日后踏入社会，幼年美好的幻梦就会被“击得粉碎”，失落怀疑之下必然“会咒骂安徒生是一个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儿童文学的题材》，载《现代父母》第三卷第二期，1935年）。
狄福（徐调孚）更是厉声斥责安徒生童话不过是“逃避了现实”的“麻醉品”，“他所给予孩子们的粮食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握住过现实，从未把与孩子们时刻接触的社会相解剖给孩子们看”（《丹麦童话家安徒生》，载《文学》第四卷第一号，1935年）。让人简直难以置信，仅仅数年之前他还在满怀激情地称颂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其童话创作是“近代的不朽的名著”（《近代名著百种》七《童话全集》，载《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六号，1927年）。面对时局动荡、人事浮沉的残酷现实，终于令许多人对充满幻想的安徒生童话渐渐产生了倦怠乃至拒斥。
童话中描写小女孩憧憬着坐在圣诞树下，最终又让她跟随祖母升入天堂。诸如此类展现宗教情怀的内容在安徒生的作品里并不鲜见，范泉已经嫌其透露出“不切中国国情的宗教色彩”（《安徒生童话集·附记》），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更是不可宽宥地成为众矢之的。为了揭露西方世界的腐朽没落，语文课本里偶尔还会收录这篇童话，却要防微杜渐地告诫学生，圣诞节只是“纪念虚构的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编《语文》第一册），以防涉世未深的孩子误入歧途。金近也察觉到“安徒生的童话宗教气味很浓厚”，甚至还有不少“抑郁的、消极的成份”，这当然不符合“应该表现出乐观、开朗的思想感情”的新时代要求（《文学的特殊形式——童话》，收入《童话创作及其它》，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他还以本篇为例，强调在安徒生生活的时代因为科学尚未昌明，才导致“人们把自己的希望和要求都寄托在上帝的身上”，因此不能简单地视其为“向小孩子宣传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