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国(21)

当然，在给孩子们读这些童话之前，“先要做一番选择和指导的工作”。而他对这篇童话的指导意见是，“安徒生写《卖火柴的女孩》并不是为了宣传人死了可以进天堂，他是为了着重写一个可怜的小女孩的遭遇”（《童话创作上的几个问题》，收入《童话创作及其他》）。在批评的同时还不无回护之意，然而这些煞费苦心的说辞恐怕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吴调公尽管也肯定《卖火柴的女孩》“表现了人民摆脱悲惨命运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有崇高理想的”，可在例行公事后当即斩钉截铁地指出，“由于这理想和‘上帝’混和在一起，因之，小女孩憧憬的——实际也是作者所憧憬的那个没有寒冷、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地方，就必然是缥缈的、不能实现的境界，而不可能是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这无疑应该归咎于安徒生“受到历史的、阶级的限制而不能反映出高度的真实”（《关于文学的人民性的几个问题》，收入《论文学的真实性和党性》，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年），这样的作品缺乏“人民性”自然是无可置辩的。
正当安徒生童话遭到口诛笔伐的时候，叶君健也逐渐实现了将其直接从丹麦语翻译成汉语的宏愿。面对自己多年来一直心仪的作家和欣赏的作品，究竟该如何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确实令他踌躇难决。旅欧期间他与诗人贝尔（Julian Bell）、小说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美学家贝尔（Clive Bell）等诸多“布隆斯伯里学派”成员往来频繁，大家都虔诚地信奉“生活的首要目的是‘爱’、美学经验的创造和享受及对知识的追求”（叶君健《一代精英——回首“布隆斯伯里学派”》，收入《欧陆回望》，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年），这也是促动他下定决心翻译安徒生童话的重要缘由。然而回国以后他就必须抓紧时间脱胎换骨，才能避免在新环境中格格不入。
为了纪念安徒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他选译了一部《安徒生童话选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前记》里虽然提到小女孩幻想着升入天堂，实际上却冻死街头，认为“这是安徒生的矛盾。这个矛盾他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全文的重点则是竭力表彰安徒生描写了众多“勤劳、勇敢、正直、具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追求光明的人”，强调这些童话作品“不仅鼓励着全世界儿童的向美、向光明追求，同时也能启发成年人”，言辞之间依稀还能看到旅欧时的生活与交游在他思想中所留下的淡淡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