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成瘾——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人类学考察(3)

当然也有人反对将酗酒和成瘾过度美化的泛文化相对主义论调，认为人类学家严重低估了由于重度酒精消费所引发的，人的身体问题及相应的社会问题。Room将人类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忽视，归咎于跨学科文献综述能力的缺失、跨文化语境下成瘾概念的模糊属性。同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许多从事酒精成瘾研究的人类学家，出生于酒精消费习以为常的时代，因此并不将其看作是多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尽管将文化模型作为人类学理解成瘾的核心框架，人类学家们也并不是对工业化时代，由于酒精消费所引起的各种诸如扰乱社会秩序、人的生理功能失调问题视而不见。John和Irma Honigmann在加拿大弗罗比舍贝调查的因纽特人中，就存在严重的因重度饮酒而导致的个人和社会问题。
其二，生活方式模型：除了关于酒精成瘾的研究以外，人类学家还发现，毒品成瘾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话题。而且在文化模型的框架下，毒品消费开始呈现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亚文化的表述趋势，这也体现出人类学家看待文化的两个不同的视角。在Heath为代表的文化模型中，文化被看作是所有不同的人群在面对世界时生成和分享的一套独特的理解方式、意义体系和价值观念。而在生活方式模型中，文化被看作是某一特定群体的特殊文化或亚文化，这种文化有其特殊的关于知识、态度、行为和规范的规定说明，并且不同其他文化分享。这其中，Preble和Casey合作的关于纽约街头毒品交易和消费的民族志研究——《照顾生意》堪称经典。两位作者运用亚文化的研究视角，全面地描绘了这些以毒品为生活核心组织机制的人群，对抗以往关于“瘾君子”研究中的刻板印象。
Preble和Casey说：“他们的行为根本不是为了逃避生活，他们每周七天都积极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和社交。”人类学家利用参与观察，真实地理解和展示这群人的生活。从吸毒人的角度来看，每天的（购毒、吸毒）活动实际上是在建构群体的亚文化。我们可以关注活动中结构化的价值观、角色和地位分配等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而不是简单地被精神病理学归结为“逃避生活”或“病态生活”。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关于街头毒品的研究，多强调吸毒者的生活世界和自我认同有着极强的文化秩序和社交的目的及意义，主位视角明显。但同时也正因为沉浸于主位的视角中，人类学家往往容易忽视毒品成瘾的更加广阔的宏观社会语境，而这个语境就是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模型所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