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成瘾——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人类学考察(4)

其三，社会苦难及自我疗愈模型：医学人类学的模型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并且很快被应用于关于毒品的研究中。医学人类学模型的兴起，反映出人们对于之前文化模型的反思，体现出文化模型忽略成瘾现象背后的宏观结构（经济不平等、社会控制的制度）、社会进程、支配性的制度（例如媒介歧视）以及权力关系（社会阶层、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医学人类学的模型，重点关注苦难的社会生产以及毒品作为冤屈和虐待等情感创伤的自我治疗。
布儒瓦在其《生命的尊严》中，通过对纽约和旧金山瘾君子艰难生活的田野描述，讨论了苦难和极端贫困的社会产生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造成和维持了愈发扩大的贫富差距。例如公共政策（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让穷人更加窘迫的税制改革等等）的实施，往往会对富人区的人更加有利。在这种结构化的无法逃避的压力之下，人类学家使用“社会苦难”，来表示由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不公分配所带来的贫穷个体的遭遇，及由此带来的广泛社会问题。换句话说，社会苦难指的是，处于权力关系末端的那些贫弱的个体所遭受的在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生活经历上的苦难。
医学人类学认为，社会不公往往成为瘾性实践的重要社会原因。瘾君子的生命历程经常会陷入一个恶化的循环过程中，由于不公平所带来的社会迫力，会导致作为“自我诊疗”瘾性行为的社会污名化以及自我价值的摧毁，他们会加剧毒品的消费以缓解这种社会和心理情绪。当然吸毒者自身很清楚毒品带来的危害，然而毒品的吸食会给他们带来一种精神的解脱，短暂地让他们从社会苦难中逃离出来。
从上述人类学关于成瘾的研究模型可以看出，虽然人类学并不是最早进入该领域的学科，然而由于民族志本身所具备的文化观以及事实呈现，而使得人类学在关于成瘾问题的理论解释路径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文化模型的解释力、主位理解的呈现、鲜活的经验和主体性、生物社会互动路径中的文化理解、关注视野的跨社会维度，以及微观经验和宏观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链接，都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并且从上述的几个分析模型可以看出，人类学并不是将成瘾看作是绝对负面的问题，相关群体本身的文化属性、行为逻辑，以及作为成瘾实践行为本身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是人类学更加看重的。因此，人类学并不遵从舆论和媒体的话语逻辑，将游戏成瘾的情境抽离，将其看作是问题，反而是将游戏及过度使用的现象纳入到青少年实践的文化语境中，从整体观的角度发现更多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