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13)

周作人
许多年后，章太炎对于印度文明的兴趣不减，一直有印度之行的想法。在致许寿裳的信中，特别强调了研究印度文化对于解析中国文明史的价值：
必索解人，远非在大秦，则当近在印度。兼寻释迦、六师遗绪，则于印度尤宜。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质之当事，应无所疑。彼土旧游，如钵逻罕、匏什诸君，今尚无恙，士气腾上，愈于昔时远甚，此则仆所乐游也。[25]
章太炎治学里的佛学元素，确为其文字带来活力。文化寻根的过程，不注意域外文明的传播，总还是一个问题。中国人治佛学历史甚久，到了晚清，如何利用佛教资源，人们的看法不一。1902年，梁启超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26]梁启超的看法，带有思考的系统性。但章太炎更注重佛教里的思想达成方式和哲学的经脉特点。他在《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中认为，佛法本不是宗教，“若晓得佛法本不是宗教，自然放大眼光，自由研究”[27]。文章指出，中国佛法与印度佛法是不同的，但彼此可以互补。“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物的第一良法”[28]。
他其实在研究先秦诸子时，就运用过佛教的元素。释迦牟尼的时空观和生死观，在其述学文字里，与鲜活的自我意识是交融在一起的。
鲁迅的佛教思想哪些来自章太炎，哪些属于自悟，很难说清。一个事实是，章太炎对于域外思想资源的看重，使他意识到，治中国学问，没有异质文化的参照，总还是一个问题。他的翻译理念，也与章太炎摄取域外思想的方式形成对照。不过鲁迅更着重现代以来的域外资源。除了抄校过魏晋时代的一些佛学资料如《法显传》等，他思考佛学的精力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