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14)

梁启超
但他的学生徐梵澄在回忆文字里讲到鲁迅对于佛教思想的敏锐感知和深刻认识。徐梵澄后来去印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与鲁迅过去对于他的影响不无关系。年轻时代，徐梵澄到鲁迅那里做客，常常谈及佛教问题。鲁迅的思路是，佛教对于文化影响太深，“起初与道家相合，其次相离，各自成为宗教，便势不两立”[29]。要了解中国文化，这些是不能不看的。徐梵澄读佛经，还是鲁迅所指引：
我起初说我看《大乘起信论》，先生说不如看《百法明门论》，因为《大乘起信论》究竟是一部伪书。其次研究诸教之斗争，先生说当先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可说我于佛学的一知半解，最初是由先生启蒙的。[30]
徐梵澄后来到印度翻译出《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等书，可说完成了章太炎与鲁迅无力完成的伟业。他经由鲁迅而进入古典学研究，拓展了文化空间，这也是晚清以来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徐梵澄的不凡之处是，从多种文明参照里，重新思考古代史与文明史。他的古希腊文化修养与佛学修养，都高于章太炎与鲁迅，但就方法论而言，前辈的思想暗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看他写的《孔学古微》《小学菁华》《老子臆解》《唯识菁华》，那是真正做到了章太炎所云“研精覃思，鉤发沈伏，字字徵实，不蹈空言”[31]的境界。徐梵澄在翻译古印度诗歌时，常以诗经、楚辞的方式对应，以为彼此间有相近的意象的闪动。这个理念，最初在章太炎那里就有，可见几代人对于古典学的态度相似，而这期间，鲁迅似乎起到了作为中间环节的作用，虽然那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尚难细细描述。
鲁迅没有做古典学的研究，却吸引了古典学研究者独立思考之，探究之，这里可值得深谈者甚多。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就说，鲁迅逝世前想把芥川龙之介晚年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那原因是“想使那种咀嚼自己内心的文学方法，也稍为发展到中国来”[32]。增田涉似乎觉得，芥川龙之介的文学，是有小乘佛教的影子的，而鲁迅喜欢的也是小乘佛教的。增田涉推测，鲁迅那时候的思想，与释迦牟尼的传统是交织在一起的。他说：
原来，包括鲁迅在内的、被看作中国近代思想指导者的人们，比起拯救内在的自己，倒是先想到拯救外在的多数。也可以说是，在拯救外在的多数里，发现了拯救内在的自己的道路。曾经是先辈的梁启超，在批判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和行动的时候说，“未能自度，而先度人”，并且把这说成是“菩萨发心”。这不是适用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全体么？这终究不外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里，首先是政治的、现实的责问和抵抗。但以拯救他人为主是大乘佛教，以救己为先是小乘佛教，从中国古来不接受小乘而大乘盛行的事实里，我觉得，那或者可认为中国人一般的精神基础吧。说是在中国文学里没有“自我追求”，说是因此就缺乏智性，但就这样的精神基础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的，应该说那样要求是无理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