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16)

由文字而文化史、而艺术史，是民国学者学术思路里的一种特别现象。章太炎以此讨论各种文化现象，是有积极的学术意义的。
汉字虽有许多优点，但繁难的形态对于百姓来说还是一个接受的难题。民国初，关于汉语的注音与拉丁化被提到议事议程。1913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过几次读音统一会，讨论字音、音素、字母诸事。关于字母的方案，看法不一，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回忆说，方案就有偏旁派、符号派、罗马字母三派。“终于依据浙江会员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都是章炳麟的学生——原注）、钱稻孙及部员周树人（鲁迅——原注）等之提议，把审定字音时暂用之‘记音字母’正式通过，此于前三派都无所属，可称为‘简单汉字派’，而创其例者实章炳麟也。”[38]林辰在《鲁迅与注音符号的制定工作》认为，这是彼时一种折中的方案，还不能解决拼音化的问题。但章太炎的语言学研究引发的变革，是章氏自己也未能料到的。

黎锦熙
章门弟子中对于汉字改革多有热情，钱玄同大概是最为激烈的一个。他虽然研究音韵训诂，但对于汉语拼音化的路是认可的。他的语言学研究，有革命的意味，这是谁都知道的。在《论注音字母》里，钱氏曾解释了“读音统一会”为何选择了章太炎的思路，认为不过是一个过渡的方案。本来，应当“特造新符号”和“取罗马字母来标中国音”，但在那时候不易操作。不久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钱氏提出了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的思路。[39]这些看法不是简单的虚无主义，而是从汉字研究中得到的一种看法，未尝没有学术价值。不过，文字与语言，乃历史形成的，还有社会惯性的力量，学者要变异其径，也非容易之事。我们看章太炎对于拼音字母问题的看法，则感到其间可操作的空间还是有限的。
与钱玄同比，鲁迅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解，考虑得更为宽远。已经不再仅仅是从音韵训诂的层面展开讨论，而是带有文化发生学的意味。1934年，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门外文谈》，较为系统地谈了对于汉字与大众语的问题。他采取《易经》的观点，认为汉字不是一个人创造的，而是由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一点点形成的。鲁迅在文章中强调，写字就是画画，有感知方式、认知逻辑在里，其思路与章太炎《小学略说》仿佛。不过章太炎的解释是精英士大夫式的，文字乃天才的发现，学者的气味浓浓。但鲁迅借用了人类学的观点，又受左翼思想影响，从大众层面思考汉字的来龙去脉，就水到渠成地说出，汉字改革的必然，大众的方便才是硬道理。不久，在《关于新文字》中，对于语言文字的看法不都是技术的问题，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40]，就不是纯然的学者态度，而是左翼思想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