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7)

熟悉六朝的章太炎，对于儒生的困境颇为熟悉，曾借《颜氏家训》的故事批评儒家的无能，异族入中原后，读书人只能靠给异邦主子的子女讲《论语》为业，可见大家的可怜。鲁迅后来在《儒术》里重复这个故事，借此讥讽中国读书人的无聊。国学者，不过啖饭的工具而已。这些讥讽儒者的文字，章太炎还局限于学理的层面为之，乃国学理念的一种思想辨析，鲁迅则意指文人生活的选择，针对三十年代京派文人脱离现实的现状，批评他们学问之道与为人之道的问题，实在是把老师的思想活用了。
在与反对派交锋的时候，章太炎的笔法有刀笔吏的余风，他与康有为的论战，逻辑上有神奇之力，关于革命还是立宪，他主张前者，因为是大众的心愿，文化应自下而上，但立宪则自上而下，与常理不符。这种从大多数的底层人角度考虑问题的思路，鲁迅早期是有所借鉴的。他强调中国文化立人为本，人立而后凡事举，都可视为章太炎思想的回音。其小说哀怜那些弱小者，无不带有慈悲意识。到了后期，接触马克思主义后，他的这种意识牵连到思想民众的解放之事，就更为切实了。
章太炎治学中的反向思维，是其方法论上的特点，也是思想逻辑的特点。他从司空见惯的学术观念里，常常发现问题，推翻了古人固有的观念。《国学概论》是其学术思想的一种较为系统的表达，思维特点是别于一般的学人的。辨析了一些常人模糊的意识。今人读古书的大弊是，总以现在的概念理解古人，或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章太炎是能够辨析流派的细节的人，常常以朴素的比喻还原历史的真貌。如谈先秦诸子：
以《易》而论，看起来像是讨论哲学的书，其实是古代社会学，只《系辞》中谈些哲理罢了。《论语》，后人称之为“经”，在当时也只算是子书。此书半是“伦理道德学”，半是论哲理的。“九流”的成立，也不过适应当时需求，其中若“纵横家”是政客的技术，“阴阳家”是荒谬的迷信，“农家”是种植的杂艺，“杂家”是杂乱的主张，都和哲学无关。[14]
这种以现代哲学理念对于古代文学的梳理，已经有了新学科的意识，不再是从古人的视角简单讨论现象的本质了。古人的语境与今人的语境不同，总有一些差异。章太炎治学，注意的就是不要以词害意，因今乱古。学界与文坛，对于文化的经纬的描述，一易混沌，二为简约。这都不得要领。章太炎的优长是，常常破混沌之思，教人察世观人的慧眼。他在既成的概念里，总能看到内在的悖论，又从对立的人物里，看彼此的贯通性。在言及庄子与佛学、儒学的时候，差异里的相似性被一一道出，确是不凡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