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10)

青年鲁迅理解文学，是受了西方观念影响的，把域外文学的基因引进来，对于历史的看法则清楚了许多。在文学观念里，太炎先生有一个宏大的概念，既能从文章学层面考虑内部的规律，又注重外部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讨论文学史时，把时代的强弱与文学的兴衰联系起来。《文学略说》说：“汉人之强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词气之盛，亦非后世所及。今人发古墓，往往见古人尸骨大于今人，此一证也。武梁祠画像，其面貌虽不可细辨，然鼻准隆起，有如犹太、回回人，此又一证也。汉世尚武之风未替，文人为将帅者，往往而有。又汉行征兵制，而其时歌谣，无道行军之苦者。”[19]这种在外部环境中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妨说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是认识文学不能不关注的存在。《文学略说》讨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梳理骈体、散体之文，高妙自不必说，但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
倒是鲁迅从西方文学的历史与日本文学实践里发现文学体式的另一重意义，这是章太炎所不能解的陌生的存在。
就文学而言，章太炎的长处集中在诗文上，谈小说则不免外行。比如《天放楼文言序》谈韩愈与柳宗元，各自的短长均被道破，文理与辞章的套路皆无法逃过其法眼。而言及小说，以为古人简朴的叙述文体颇好，而到了近代的蒲松龄、林纾，则多有问题。他的小说观，囿于诸子之学，没有见到其自身的特点，故涉猎创作，只能隔靴搔痒。钱玄同受到了其思想的影响，1917年前后大骂蒲松龄满纸不通，学术上来自太炎的体系无疑。章太炎以为小说有诸子之文没有的妙处，人物、风俗、学术、方技，拓展了生命的感受，但感性的多致可能破坏美意，则是问题。《一士类稿》分析章太炎重视文章之道而疏离小说之趣，看到了他的盲点：“溯小说之古体，而病晚世称小说者非其伦，遂不许蒲林之书以小说署，所见不免太固。”[20]鲁迅看小说，眼光是近代世界小说家式，旧式的观念隐去，鲜活的审美意识流来，有现代性的元素。
他后来与老师渐行渐远，实在是专业的新旧不可通约所致。
不过，我觉得章太炎的文章学观念的核心点，鲁迅是接受的。在章氏的思想里，元明清后的文学完全不行，丢掉了先民的好的东西。他礼赞汉唐、对六朝独有感觉，因为诗文是“发情止义”的劳作，二者失一则为问题。《国学概论》说：
文有有法无情的，也有无法有情的；诗却有情无法少，有法无情多；近代诗虽浅鄙，但非出乎轨外。我们学文学诗，初步当然要从法上走，然后从情创出。那初步即欲文学太史公，诗学李太白的，可称狂妄之人呢！我们还要知文学作品忌多，太多必有无情之作，不足贵了。[21]